在summitpost关于加舒布鲁姆Ⅳ峰的页面上写着:“假如地球上还有一座山比K2更难,那它就是加舒布鲁姆Ⅳ。”在这里,Bonatti走出K2的阴影为自己正名,Kurtyka与Schauer完成了被《Climbing》评为20世纪喜马拉雅最佳路线的“闪亮的墙”,众多高手铩羽而归;自1958年首登结束到现在,只有7位攀登者有幸站上了它的顶峰。本文由climber兼作家、杂志编辑Michael Kennedy主笔,Bonatti、Kurtyka、Hargis等亲历者依次讲述了各自的攀登细节。
原文及图片均来自《Alpinist》Vol.2,2003年春季刊;译文仅用于同好交流,请勿转载
加舒布鲁姆Ⅳ
文/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
从上巴尔托洛冰川观察加舒布鲁姆Ⅳ峰(下文简称GⅣ)宏伟的西壁,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是完美的,美得你恨不能立刻去亲近它。这座山峰堪称山体构造学的典范,山形就象一座被削去尖端的金字塔矗立于蓝色天幕的背景中,山顶经由自然之手修剪成平缓的斜坡,海拔意义的最高点留在右侧。陡峭的岩石立柱与宽阔的冰原顺着山脊铺展,傍晚时分,常有被落日余晖渲染的云朵相伴其间。你会向往身居岩壁的高处,朝着难以企及的巅峰奋力攀登,舒适的营地?那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中。(题图:“闪亮的墙”:加舒布鲁姆Ⅳ西壁;拍摄位置:巴尔托洛冰川 photo/Michael Kennedy)
自身的美、立于巴尔托洛冰川前端显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明摆在那儿的攀登难度,海拔7925米的GⅣ是所有攀登者都自发会去欣赏的山峰。但要说真能理解GⅣ的重要性暨它在全球高山中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的人,那是少之又少。单就充满异域风格的名字——巴尔蒂语(译注:Balti,克什米尔北部人民所用,属藏缅语系)中代表美丽的rgasha与山峰的brum,正如Ad Carter在1975年AAJ的文章中所言——“喀喇昆仑地区的巴尔蒂语地名”——实在太过拗口,而且山峰的编号也是不够起眼的Ⅳ,进一步降格了它在初遇者心中的地位。由于高度不足八千米,GⅣ长期被遮挡在那些著名邻居的阴影下:8047米的布洛阿特、8068米的飘渺峰(加舒布鲁姆Ⅰ)、8035米的加舒布鲁姆Ⅱ和8611米的K2。上述14座成员都见证过太多次尝试,登顶人数更是以百位计。而对于GⅣ,这座世界第16高峰迄今为止的攀登历程中,只有5支队伍——总共12位攀登者——曾有幸接近它的顶峰,其中仅有3队站上了最高点。(作者注:在大多数地图与资料中,如AAJ、《Himlaya Alpine Style》、《High Asia》等,GⅣ的高度都标注为7925米。意大利队1958年首登后,宣称其高度为7980米,稍后意大利的一些出版物中还出现了7992米的记录。本文采用被广泛认可的7925米作为山峰的高度)
GⅣ的攀登历史毫无疑问与喀喇昆仑的早期探索,特别是K2的测绘及攀登过程密不可分。1861年,英国调查员戈德温•奥斯汀(H.H. Godwin-Austen)上校为我们描述了他站在建于斯卡杜(Skardu)上方的观测站中看到的景象:“编号为K2的山峰呈现出天蓝色,围绕它的是岩石更裸露的K1与K3,及其他高度超过24000英尺的大山。这里同时还座落着数以百计的相对矮小的卫峰——有些顶部为积雪覆盖,有些是圆顶,有些裸露、棱角分明,山脊线走势陡峭、锋利如针。”这里的K3就是GⅣ最初的名字。(K1是玛夏布洛姆峰)
当年晚些时候,戈德温•奥斯汀成为第一位进入巴尔托洛地区的西方旅行者,近距离观察了喀喇昆仑的巨人们。同时代的早期探险家还有1892年第二位拜访巴尔托洛的马丁•康威(Martin Conway)爵士(英国),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公爵,他于1909年率先尝试了K2的西南山脊,这条路线日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34年,由瑞士著名探险家Gunther Oskar Dyhrenfurth带领的国际远征队在攀登飘渺峰时顺道侦察了南加舒布鲁姆冰川(意大利队首登GⅣ时就采用了他们所寻找到的进山路线)。1939年,接连有队伍尝试攀登飘渺峰与K2。随后,由于二战及1949年印巴间因边界划分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都使得喀喇昆仑的登山活动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五十年代初,攀登者得以重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山峰首登的黄金年代:1954年的K2,1956年的加舒布鲁姆Ⅱ,1957年的布洛阿特、乔格里萨、加舒布鲁姆Ⅰ,到1958年终于迎来了GⅣ。那个时期喜玛拉雅的攀登活动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尤其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登山强国,意大利人对GⅣ的“征服”也不例外。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组织并资助了这次远征,传奇登山家里卡多•卡辛(Riccardo Cassin)出任领队;队员为——沃尔特•博纳蒂(Walter Bonatti)、卡洛•毛里(Carlo Mauri)、Toni Gobbi、Bepi De Francesch、弗斯科•马莱尼(Fosco Maraini)、Giuseppe Oberto与Donato Zeni——精英们倾巢出动。
与今日攀登者可以坐直升机进出大本营,用几天时间解决一座高峰相比,早期喜玛拉雅探险队庞大的规模及缓慢的前进速度恍若隔世。意大利队于5月12日坐船抵达港口城市卡拉奇,换乘火车到拉瓦尔品第后(Rawalpindi,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再飞到斯卡杜。5月30日,在480名搬运工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朝向巴尔托洛冰川上游的150英里徒步,终于在6月17日建立阿布鲁齐冰川营地,此时距离全队离开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8天。
前方依然是严峻的挑战。要想接近东北山脊,队伍必须首先越过南加舒布鲁姆冰川,一段高差超过1800米的上升。在《生命中的山峰》(The Mountains of My Life)一书中,博纳蒂有如下描述,“……这是一个6英里长的雪盆,错综复杂的冰瀑与堆积齐胸深软雪的冰原交替出现……环境的艰苦并没有让队员失去希望,虽然进展缓慢,但至少每天都在向着更高的地方步步迈进;随着海拔的提升,难度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众多难点中,有两段危机四伏的冰瀑,博纳蒂记录下了他们在第一段上的攀登,“路线四周遍布高大、不稳定的冰塔,毛里与我连续48小时处于它们的威胁之下,平均每过半小时,身边50码范围内的冰壁就会出现一次猛然地崩塌。”
博纳蒂与毛里是远征队的核心成员。对于前者,弗斯科•马莱尼在《喀喇昆仑》中是这样介绍的,“他拥有超越常人、令你惊异的能量,基于理性的思考与谨慎的分析,他总能找到安全与危险的界限,但却又不会为之束缚手脚,”另一方面,毛里则被形容为“大胆、急躁冒进,精力过度旺盛。”两人是天生的组合。“博纳蒂具备的沉着、优雅、才华弥补了毛里强悍却略显原始、粗糙的力量,”马莱尼写道。“他们不仅是比其他队员更优秀的攀登着,在性格方面也是完美的互补。”
七月上旬,意大利人已经建好4个过度营地,并且储存了相应物资,最后一个营地的位置大约是海拔6700米,就在东北山脊底部的下方。博纳蒂与毛里负责开路,其他队员更多是承担运输工作以保证两人获得充足的食品及燃料,还有攀登需要使用的大量绳索与营地帐篷。“但突然间,”博纳蒂写道,“从大本营往上的运输链莫名其妙中断了。”两人继续攀登,“饥饿并出现脱水症状,”在7000米建立C5营地后,他们于7月14日到达了二次冲顶尝试中的最高点:海拔7500米。第二天,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封锁了整片山区,饥饿与天气的双重压力击败了两人。博纳蒂与毛里只有选择陪同7月14日那天成功给他们运输了少量物资的队友De Francesch、Zeni一起下撤,并于7月19日返回大本营。
随后几天,风暴没有丝毫减弱,队伍经过开会后决定继续尝试攀登(“毛里与我那天都说了不少重话,”博纳蒂写道,“队友各怀心思,会谈中不断出现拍桌子互骂的场面”)。再次经过低位营地一路奋力上攀,在Gobbi与De Francesch的帮助下,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3日建立了7300米的C6营地。第二天他们又沿着艰难的刃脊顶端固定了300米路绳,8月5日,Gobbi、De Francesch及Zeni向C6运送了最后一批补给,留下两人准备最后的冲顶。
博纳蒂与毛里8月6日那天起了个大早,凌晨5点离开帐篷,不到7:30就抵达了路绳末尾约莫海拔7600米的高度。“我们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岩石尖塔,进入一段锋利如刀刃的水平山脊,”博纳蒂写道,“我们跨坐在山脊上向前挪动,由于部分路段雪薄脆弱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穿越时不断出现路线边缘坍塌的迹象。”再往后的攀登难度越发增大,到了10:30,两人登上了北峰,这里与主峰间的垂直高差只有一百米,但实际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两小时后,博纳蒂与毛里成功登顶。“面对凶残到能够掀掉衣物的飓风,我们只有勉强站立在狭窄的顶端,”博纳蒂写道,“我们拥抱了对方,迎风展示了意大利与巴基斯坦国旗。”
撤往C6营地的路丝毫不比上攀轻松——首登者身处迅速增强的暴风雪中,在那里苦熬一晚后,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7日的中午同De Francesch及Zeni在C5营地汇合。四人当天全部撤回C4营地,路上De Francesch曾不慎滑到,坠落200米后竟奇迹般毫发无伤。8月9日,全队返回大本营。(图:登顶后回到巴尔托洛冰川营地的博纳蒂 photo/Walter Bonatti collection
)
此前还从未有人在高海拔完成过如此高标准的技术路线,从对攀登者个人能力的要求以及对未来阿尔卑斯运动的启发意义两个角度衡量,博纳蒂与毛里在冲顶日的经历于当时可谓无人能比肩。作为8月6日那天在C2营地注视冲顶全程的旁观者,马莱尼在其作品《喀喇昆仑》中记录了两人的努力:“一个黑点以稳定的节奏前进、休息;他长时间静止不动;然后又继续奋力攀登……你甚至能听见那沉重的呼吸声——传递着死亡的气息。无法参加冲顶此刻竟也成了运气,顶峰环境的恶劣定然已超越常人的忍受极限……博纳蒂是神。看着他攀登就只见一个渺小的红色身影不断上升——与常理相违的是,他似乎毫不费力:坚定的信念、轻灵的动作使得他与众不同。”首登已经过去45年,东北山脊路线仍然在等待着第二批访客的光临。
加舒布鲁姆Ⅳ路线图:

布洛阿特峰与加舒布鲁姆峰群的西北侧,拍摄位置:K2海拔7925米的山肩(阿布鲁齐山脊与南西南山脊相会处),图中攀登者为Dave Bridges、Steve Untch,1:东北山脊路线(5.7,2800米,Bonatti-Mauri,1958年),A:GⅠ(飘渺峰,8068米),B:GⅡ(8035米),C:GⅢ(7952米),D:GⅣ(7925米),E:布洛阿特主峰(8047米),F:布洛阿特中峰(8016米),G:布洛阿特北峰(7387米),H:乔格里萨峰(Chogalisa,7668米)。右下方可以看到3400米之下的康考迪亚冰川(上巴尔托洛冰川与戈德温-奥斯汀冰川的结合部) photo/Carlos Buhler

加舒布鲁姆Ⅳ西壁,1:西北山脊路线(5.8/5.9,2500米,Child-Hargis-McCartney,1986年),2:西壁路线(Ⅵ 5.10 A3,2500米,1997年),3:“闪亮的墙”路线(ED+,2500米,Kurtyka-Schauer,1985年),4:西南山脊,A:6950峰,B:GⅤ(7133米),C:GⅥ(7004米) photo/Greg Child
从海拔越6555米的Baltoro Kangri看到的加舒布鲁姆Ⅳ与围绕它的峰群。A:慕兹塔格塔峰(7273米),B:GⅥ(7004米),C:GⅤ(7133米),D:GⅣ,E:GⅢ(7952米),1:西南山脊,2:南侧扶壁,3:东北山脊 photo/Brian Hall
加舒布鲁姆Ⅳ西壁顶端300米近照,1:1986年西北山脊路线,2:1997西壁路线,3:1985年“闪亮的墙”,4:西南山脊,A:北峰(7825米),B:主峰(7925米) photo/Greg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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