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mbing Notes

    二十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喀喇昆仑再次对西方人关闭，直到1974年攀登者才获准重返这片山脉。K2及其余八千米级别山峰当然还是聚焦了最多关注，但新近成长起来的一代阿尔卑斯攀登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在喜马拉雅各个角落寻找高大的岩壁。尽管加舒布鲁姆Ⅳ峰的东侧与南侧也已记录了数次攀登尝试，但它俯视巴尔托洛冰川、高差2500米的西壁——“闪亮的墙”，依然是其中最令人神往的目标。

    1978年，由Mo Anthoine、Bill Barker、Martin Boysen、Pete Minks组成的实力强大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突起的岩脊。因为一颗固定路绳用的岩锥意外拔起，导致Minks脚踝骨折，稍后Anthoine也在拉拽一根被落石砸断的绳索时滑坠。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建立两个营地，最高攀登到“黑塔”底部、海拔6900米的位置，只是由于路线上方岩崩不断才被迫下撤。

    美国人史蒂夫•斯文森(Steve Swenson)称得上时GⅣ最执着的追求者，他与这座山最初的相爱可以追溯到1980年，那年他与Todd Bibler、Don Fredrickson、Matt Kerns、Craig McKibben、Jim Nelson、Charles Scherz在西南山脊、东北山脊、西壁完成了多次严谨的尝试。1981年，一支日本登山队再次试图挑战上年英国队路线，攀登时一座倒塌的冰塔砸伤了两位队员，更加不幸的是，另外三位队员——Koichi Takebe、Hiroyuki Shirasawa、Hirokazu Nishioka——当场滑坠遇难。1982年，又一支日本队尝试攀登西壁，但也只到达6700米的高度。

    斯文森在1983年回到加舒布鲁姆峰群，计划同队友Tom Bauman、Carlos Buhler、Matt Kern、Gary Lee与Jack Lewis一道攀登西北山脊路线；玛格斯·斯坦普(Mugs Stump)与我紧随其后，目标是以阿尔卑斯方式尝试西壁。我们共同承担许可证费用，以团队的名义聘请官方联络员及厨师，大本营里就像是老友聚会，欢声笑语不断；然后我们协力完成费劲的开路工作，运输物资至C1营地。从这里开始，两支队伍将完全独立，去实现各自的梦想。[图：Mugs Stump(1992年麦金利遇难)，拍摄于GⅣ西壁约6900米的位置，1983年 photo/Michael Kennedy]

    从5月21日到6月9日，我们共同完成了海拔5600米的C1建营，再往上沿各自的路线攀登。斯文森及他的团队开始顺着西壁最左边(北侧)那道显眼的冰雪沟架设路绳，计划直至标识西北山脊起点的海拔6650米山口，并在那里建立C2营地。玛格斯与我则直接踏上了西壁的陡峭冰坡，在海拔6100米、靠近昔日英国队及日本队C2营地的地方存放了一些物资。我们还多次进驻西北山脊路线上的C2营地，6月8日在那里过夜以完成海拔适应，接着我们撤回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阿尔卑斯方式冲顶做最后准备。随后的一周里，Buhler、Kern、Lewis与斯文森继续沿西北山脊架设路绳，在大约6900米的一个雪洞建立了C3营地。6月15日，Buhler与斯文森发起了第一轮冲顶，但因天气恶劣在7200米时放弃。第二天，他俩同Kern及Lewis顶着大风雪撤向BC，而Bauman与Lee继续呆在C2营地以期天气好转。

    与此同时，玛格斯与我在6月12日从C1营地开始攀登西壁。当晚在物资存放处露营，然后经过一整天在坡度越发险峻的混合地形及冰瀑上的漫长攀登，终于到达海拔6400米一个只能坐着过夜的营地。6月14日中午前，我们来到“黑塔”底部，这是1978年英国队与1982年日本队攀登的最高点。我们平整山脊顶端的积雪，清理出一块能够放下帐篷的平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通过一段陡峭的短烟囱打通了“黑塔”低处的路线。6月15日，天气开始恶化，我们又爬了3段短绳距后(其中一段包含“双摆荡”的惊心动魄的pitch由Mugs先锋完成)进入了相对简单的混合地形。我们固定了两条路绳攀登到6900米的高点，往后几天却只能蜷缩在Bibler高山帐里，眼看着食物与燃料一点点消耗殆尽。不时有流雪从离营地不远的地方呼啸而下，恐吓我们，也仿佛是在嘲讽我们表现出的无能为力。6月19日，我们拆掉路绳下撤。经过在大本营几天的详细讨论，以及顺道拜访道格•斯科特带领的“布洛阿特-K2”登山队后，我们决定回家，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攀登季里天气与雪质将不会出现足够的好转，以提供第二次尝试的机会。

    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那场暴风雪同样也围困了留守西北山脊C2营地的Bauman与Lee；6月21日，他们开始往大本营撤退；当天还遇见了正在上攀进行第二次冲顶的Buhler、Kern与斯文森，但后三人也因为遭遇危险的高空飓风而在6月25日止步于7000米。斯文森与队友们觉得环境状况即使在回国前也很难稳定，只好放弃。

    一年后，另一支由Werner Landry率领，队员包括Chris Blatter、Dan Curley、Michael Clifford、James Jennings、Peter Keleman、Andy Lapkass、Josh Lieberman、Geoff Radford及Ronald Wemple的美国队再次尝试了西北山脊路线。为期6周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4个营地，并且最高推进至7350米，最后之所以下撤，Landry在1985年的AAJ中是这样解释的：“……缺乏补给与器材、迅速恶化的天气还有长时间停留在高海拔造成的疲劳乏力。”

    1975年，“皇帝”梅斯纳尔与奥地利大牛彼得•哈伯勒(Peter Habeler)以令人眼界大开的阿尔卑斯方式登顶加舒布鲁姆Ⅰ峰，激励了一整代攀登者。十年过去，改变之风已悄然吹遍喜马拉雅的各个角落。地球上高大的山峰再也不是按传统风格行动的国家远征队的专属领地(比如1958年意大利队首登GⅣ)。目标相同的攀登高手正开始以小型队伍的方式解决那些最高难度水准的路线，他们的努力从创新、投入、想象力等方面为喜马拉雅攀登活动设定了崭新的标准。

    活跃于这段时期的众多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中，有一位拥有全面攀登才华的波兰人，他的名字叫沃伊泰克•科蒂卡(Voytek Kurtyka)。他擅长艰苦条件下的高难度攀登，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78年他与Krystof Zurek(波兰)、Alex MacIntyre(英国)、John Porter(美国)开辟的强卡邦峰(Changabang)南侧扶壁路线。正如1984年7月他与同胞杰里•库库齐卡完成的那次惊世骇俗的布洛阿特北峰、中央峰、主峰连穿壮举所彰显的，他对于高海拔登山必须承受的风险及痛苦具有超越常人的耐受能力。可以说，科蒂卡的一生都致力于追寻最完美的风格——无论是在强卡邦还是布洛阿特，以及随后更多的攀登，几乎都是以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历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科蒂卡推向GⅣ西壁的舞台，而他无疑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攀登者注定要在这座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1985年6月9日，科蒂卡与经验丰富的奥地利攀登者罗伯特•绍尔(Robert Schauer)来到位于西加舒布鲁姆冰川上海拔4800米的大本营，他们不打算重复已经有多支队伍尝试过的中央突起岩脊，而是选择攀登斯蒂芬•维纳布尔斯(Stephen Venables)与安迪•范肖(Andy Fanshawe)在《喜马拉雅的阿尔卑斯风格》(Himalaya Alpine Style)一书中有如下描述的路线：“……一条漂亮的斜线，从西壁右侧起步，顺着一道沟壑切入低部的岩面，继续向左上延伸通过破碎的石灰石荒原，最终到达北峰的左侧顶角。”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攀登者将有可能快速通过这堵令人畏惧的高墙，从而使其面对喀喇昆仑变幻莫测的天气时手握更大的成功几率。“从没有人这么干过，”绍尔在95期《Climbing》杂志中写道(1986年4月刊)，“我们估计最多5天可以完成路线。”

    两人将随后一个月的时间用于适应海拔与气候，同时等待合适时机到来，并力争在好天气窗口开启时把身体及心里状态调适到最佳。他们沿西北山脊攀登至7100米，留下若干物资，为下撤做好准备。终于在7月13日，科蒂卡与绍尔从西壁底部的营地出发。“第一天，我们各自背负17公斤，无结组上攀1200米，”

(图：Voytek Kurtyka正接近大雪槽的顶端，拍摄于D1上午11点 photo/Robert Schauer)

    到达沟壑顶部后，他们进入了困难的混合路线，进展速度也因此放慢，第二天在海拔6800米扎营。接下来攀登者迎来了更加松散的石质及更难设置可靠保护的地形。“露营是悲惨的，”科蒂卡为1986年的AAJ写道。“第二、第三天，我们只能分开，几乎是坐在狭小的岩石尖塔顶端熬过整晚，糟透了。”

    离开位于7000米的3号营地之后，他们朝左上方沿一条宽阔的冰雪槽冲击顶部山脊，遭遇了一系列被雪层覆盖的岩板，难度极大。“岩石的质地要么彻底风化，要么就坚实如大理石壁，”科蒂卡写道。“我们攀登了4段Grade5(5.7)绳距——其中位于7100米及7300的两段非常困难，岩面极度紧凑硬实，几乎无法放置锚点。”

    7月18日，科蒂卡与绍尔接近到冰雪槽的末端，并尝试直接冲顶，但深雪与高雪崩危险迫使两人折返。他们被困7800米度过了两个噩梦般的夜晚，忍受着暴风雪的击打与饥饿的折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逃命。“两天前就已粮尽水绝，”绍尔写道。“我们肩并肩挤在7800米的一快小平台上，面对围拢四周的茫茫雪原，束手无策。绝望的处境引发了悲观情绪，我们一度断定自己幸存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两人都产生了严重的幻觉。“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感觉到那位‘不在场的人’的出现，或者称他为‘第三者’，以前仅仅是听闻其他高海拔攀登者描述过，”科蒂卡写道。在《World Mountaineering》中，绍尔讲述了自己“灵魂出窍”的体验：“我象乌鸦一样在天空盘旋。我真切感受到飞翔的感觉——迎面吹来的风、刺骨的寒气、身体失去重量。甚至低下头看到了蜷缩在睡袋中的‘自己’，就如同一个渺小的黑点悬挂在巨大高墙的边缘。和在天空自由翱翔、完全不受海拔约束的‘我’相比，下面那个沉重的肉身简直象个傻瓜。”

    他们终于在7月20日逃出西壁，攀登到紧挨北峰下方大约7825米的地方后，立即掉头沿无人完攀过的西北山脊逃命。三天后，科蒂卡与绍尔回到大本营，历时11天的艰难历险超越了两人的极限。“似乎有位愤怒的神灵统治着这座山峰，他讨厌渺小人类的打扰，”科蒂卡写道。“我们总算活着回来；攀登是完美的，包涵了高海拔阿式攀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此次攀登在体力与心理两个层面对攀登者投入度的要求丝毫没被夸大。这是高山领域完成过的最艰苦、最疯狂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登之一，科蒂卡与绍尔的加舒布鲁姆Ⅳ西壁新路线在所经历技术难点的数量及质量、路线的未知性、长度等三方面达到的水准，放眼登山史也罕见出其右者。略显遗憾的是，“尽管这是我干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攀登，没能登顶还是让人非常难受，”科蒂卡在他发表于1986年AAJ的文章结束语中承认道。“我总是在想，面对如GⅣ以及‘闪亮的墙’这样太过壮丽、完美的目标，将一条没有登顶的路线当作一次完整的攀登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