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瓦斯卡兰山北峰高差1600米的北壁，布兰卡山脉，秘鲁。1：东北壁路线(TD+，1973年)。2：东北山脊路线(TD+，1972年)。3：西班牙路线(ED2，1983年).4：瑞士路线(ED1/2，1986年)。5：卡萨洛托路线(ED3，1977年)。6：法国路线(ED1，1966年)。7：西北山脊路线(ED1/2，1974年)。卡萨洛托用16天时间连续单次冲击岩壁，期间只有一天晴天。之后所有重复他路线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至少有3人遇难于此 photo/Casarotto archives]

    一九七七年5月20日，雷纳托与妻子格蕾塔飞抵秘鲁首都利马。第二天，他们带上全部家当，搭货车从瓦拉斯赶往“Llanganuco”高原湖，准备攀登海拔6768米的瓦斯卡兰山(Nevado Huascaran)北峰。最初的几天好像例行公事：先在4900米建立前进营地，随后移至更高处，寻找穿越冰塔林的安全通道，研究路线等等。

    六月七日，雷纳托开始他的单人冲击。此山的北壁处于雪崩及落石、落冰的威胁下；而卡萨洛托选择从巨壁中央仰角幅度最大的区域攀登，这里提供了躲避上方冲刷物的最佳掩护。和往常一样，他采用经过验证的方法自己确保。路线的前半部分为混合地形：花岗岩，雪与冰覆盖。更高处，岩石也更干净，而装满器材的背包此时显得异常沉重。

    攀登第二天，麻烦开始涌现。雷纳托在晚上写道，“因为攀登时没戴手套，皮肤开裂。我的指尖浮肿，虽然抹了外用软膏，却不见成效。”

    六月九日，更多关于四周环境的思考：“岩壁朝向北侧(等同于北半球的南壁)，阳光的热量融化了积雪，把它塑造成最难以预料的形态，创作出巨大的悬冰川以及奇妙的冰瀑。”往上，还是惊讶：“我发现两顶高山帐，一些绳子、岩钉和铁锁，部分已经埋入冰层。我猜测这些遗物应该属于1970年大地震中失踪的波兰队。”

    日复一日是相同的故事：“早晨都是好天气，接着起雾，最后开始下雪。不过雷纳托还是有条不紊地前行。6月12日，他抵达一座向前方显著突起的两面角底部——路线的难点之一——位于岩壁的中间。八十至九十米的垂直高差内，等候他的是隐蔽的裂缝和破碎的岩石。最末端则是四米长的后仰悬岩。石质可怕，但除了通过别无他法。”

    雷纳托目前正处在岩壁的心脏地带：“身处半圆状高墙的包围中，我感觉到难以抵抗的渺小。岩壁全部由花岗岩构成，五颜六色，有时看上去好似巨大的拼图。”

    六月十七日，卡萨洛托攀到一处“L”形的冰面路段。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格蕾塔：他需要有人指明方向；而她恰好可以从山脚观察到路线，她能够帮他。

    不久之后，食品消耗完毕。雷纳托调整了装备。放弃睡袋、部分器材、岩钉和铁锁，他决定强行加速。即使如此，岩壁看上去还是永无尽头：“我尽可能快地上攀，但是我每克服一个困难，前方就又出现一个。没什么可吃的；我确实把能吃的都干掉了。我很早出发，穿过一些后倾的冰瀑。到了晚上，腰带竟然嫌宽了。”

    六月二十一日，瓦斯卡兰山显然是难啃的骨头：海拔6500米上最后的绳距，难度5.9、A2。面前只余下顶峰的冰帽。用伤痕累累的双手穿戴冰爪，真是痛苦。

    下午4:30，雷纳托•卡萨洛托吃力地走上最终的雪坡。几分钟后，他登上顶峰。脚下是北壁形成的深渊，一座1600米高、岩与冰铸就的凹陷的梯形大墙。布兰卡山脉的屋脊，薄雾缭绕，气氛静谧。这是一个魔幻的时刻，但毫无兴奋可言：连续十七天的高强度攀登已耗去他全部的精力。

    下午5点，无线电中清晰地传来格蕾塔的声音。对她，此刻意味着噩梦的过去。但攀登其实还没有结束；在1970年惨烈的大地震撼动冰川后，下撤的道路再也不似从前那样简单。

    雷纳托在顶峰停留了一个小时。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但痛苦的下撤依然恭候，并将令他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令人厌恶的眼部病痛。彼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到“Llanganuco”湖边，回到守候他二十五天的格蕾塔的身边。

    伟大的作品即将问世，从菲兹•罗伊到德纳里，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图：卡萨洛托夫妇，拍摄于1983年布落阿特峰大本营。格蕾塔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登山者，她是第一位登顶8000米级别山峰的意大利女性。(加舒布鲁姆2) photo/Casarotto archive；1979年攀登菲兹•罗伊时，巴塔哥尼亚流传着如下的故事：有个意大利来的疯子想要单人登顶菲兹•罗伊，和他一样疯的老婆竟然还在山下等着他]

成为大师

    雷纳托在1979年首登菲兹•罗伊峰气势恢宏的北侧柱状山体路线，令全球登山爱好者为之叹服。很快，人们相信阿尔卑斯攀登领域又诞生了一位大师级人物。随后几年里，相似的表现又出现在一系列攀登界未曾见证过的最大胆的目标中。1982年2月1-15日，雷纳托实现了被莫蒂称为“他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不仅打破了登山运动的常规，而且超越了人类自身努力的边界。”从意大利的温尼峡谷出发，背负四十公斤重背包(作者注：除却最陡峭与暴露的部分，他几乎全程背着它攀登)，雷纳托以一次持续十四天的单次冲击连登勃朗峰南侧(作者注：意大利境内)三条路线。所串联起的“Aiguille Noire de Peuterey”峰西壁的“拉蒂-维塔利”路线(TD，650米)、“Gugliermina”峰“格瓦苏蒂-博卡拉特”路线(TD+，600米)和勃朗峰南壁的“Frêney”中央柱状山体路线(TD+，600米)，合起来是将近二千米的在凶险环境中的高难度攀登。沿线最困难的地段被暴风雪肆虐。一些在库玛约当向导的朋友2月15日那天发出警报；因为雷纳托行踪全无，他们一度怀疑他已经遇难。赶在又一场暴风雪迫近前，搜索直升机发现他正陷在靠近“Frêney”中央柱状山体路线顶端的深雪中。他于风暴中在勃朗峰顶露营的经历，是其攀登生涯中度过的最恐怖的夜晚之一。雷纳托连登出发时看到过他的帕特里克•博豪(Patrick Berhault，译注：法国著名高山向导，大牛，死于80天82座山峰的挑战途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终结果两三天后才能知晓，我担心的不是意大利人能否成功，而是他能否活着回来。”

(图：勃朗峰南侧，显示了卡萨洛托连登三线的大致顺序。 photo/Marco Bianchi)

    一九八二年12月30日至1983年1月9日间，雷纳托以一次冬季单人攀登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登山史中的地位——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Piccolo Mangart di Coritenza”的大北角路线(Great North Dihedral)。这条八百米长的路线在八十年代早期被公认作现代攀登运动的杰作之一，具备阿尔卑斯山区最美丽的两面角。雷纳托奋战十一天，战胜了严酷的自然条件与薄冰包裹的垂直岩石路线。其中一天虽然拼尽全力也只向上推进了二十米。

    “欧洲之外的山脉，最重要的山峰都已经被登顶，”雷纳托在刊载于1984年《Mountain》杂志的文章中写道。“开拓眼界的前提是改变攀登风格，solo，将给登山者广阔的创作空间。在喜马拉雅的高山路线上实践单人攀登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八二年五月，雷纳托旅行至巴基斯坦，准备尝试海拔7600米的处女峰布洛阿特北峰——据说是当时该国境内最高的未登峰，经过24天的努力，因受恶劣天气和雪崩地形的影响，最终只到达7100米。一九八三年，他故地重游。目标中2500米长的北山脊路线优雅而令人敬畏，由垂直地貌、难度巨大的攀岩、攀冰及混合地形组成。和他的历次单人攀登相同，格蕾塔留守在路线起点等待爱人的归来，6月21-28日，卡萨洛托用七天时间完成新路线，数次置于危险的境地。冲顶前夜在海拔7500米，他经历了露营的考验。“我当时没有睡袋和帐篷，”他为1984年的《美国阿尔卑斯年鉴》写道。“我很紧张。因为害怕滑坠，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整夜站立，没有合眼。不停地摩擦手脚。”当晚他站在冰坡中央的一块大石上，形状类似于讲坛，悬空于裂缝之上。第二天黎明，他继续冲击登顶。下撤又另外花去了三天时间。

    一九八四年，雷纳托将注意力转移向北美。在加拿大，他与吉安•卡罗•格拉西、奎多•吉科一起，攀爬了十五道冰壁，其中包括“La Pomme d'Or”、“极地马戏团”、“哭墙”、“Nemesis and Slipstream”等，然后他前往阿拉斯加。此行的收获是德纳里峰历史上最精彩的路线之一，从鲁斯冰川西支起始，沿距离伊西斯岩壁南西南方位一公里处的东南走向山脊到达南侧扶壁上的“Point15000’”。当雷纳托攀登的时代，这条山脊是德纳里最后的几条艰难登顶路线之一：高差2500米，长五公里，一个由层层叠叠的岩架搭建的地狱般的迷宫，还有岩石、冰壁、漫长的混合地形和脆弱的积雪层。

    四月二十九日，一段持续多日的坏天气窗口刚刚关闭，卡萨洛托开始攀登。环境的严酷显而易见，尤其是对于一位单人攀登者而言。首个七天周期内，卡萨洛托与恶劣天气顽强奋战。5月11日傍晚7:30，经过混合路线及65°冰雪路线的攀登，他解决了最后1200米的垂直绝壁，登顶“Point15000’”。“我没有固定路绳，也没有在山体上留下任何装备，遵循阿尔卑斯风格攀登，”他在1985年《美国阿尔卑斯年鉴》的报告中写道。他选择从南侧扶壁东面约五百米处下撤，穿过近一公里的新区域，部分路段的冰壁坡度达75°。返回山脚途中，他目睹了南侧扶壁路线上三位攀登者的坠落。由于无法抵达事发地点，他只好连夜徒步赶往卡希特娜营地(Kahiltna)，通报事故并实施营救，最终挽回了三人的生命。

(从“Skyang Kangri”上6700米拍摄到的布洛阿特峰北侧和东侧。A：加舒布鲁姆1峰，8068米。B：加舒布鲁姆2，8035米。C：加舒布鲁姆3，7952米。D：加舒布鲁姆4，7925米。E：布洛阿特主峰，8047米。F：布洛阿特北峰，7600米。图中所画为卡萨洛托的solo路线 photo/Michael Kennedy)

最后的攀登

    喀喇昆仑，一九八六年，夏初：巴尔托洛正从一个反常的，寒冷、多雪的冬季中渐渐苏醒。卡萨洛托的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其实，他已经梦想了多年：K2南-西南山脊新路线。

    出发前往巴基斯坦时，雷纳托和格蕾塔憧憬着即将享有宁静与孤独。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巴基斯坦政府已经颁发出过多许可证。几天后，当他们来到山脚下，周围的环境只能用嘈杂与混乱去形容。探险队的数目每周都在增加。幸好雷纳托已经抓住机会完成了几次尝试，他希望能利用好一个人攀登灵活机动的优势。只需要一周的好天气，就足以从内格罗特(Negrotto)垭口登至顶峰。但是，那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

    六月21日，一场大规模雪崩扫荡了通向“Sella Negrotto”的通道，冲走了位于路线上的美国攀登者约翰•斯莫尼克(John Smolich)与阿兰•彭宁顿(Alan Pennington)。当时雷纳托身处山脊上，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发生。他孤独地攀登，不使用路绳，继续依靠深得信任的自我保护方法。这条路线经不得半点疏忽：困难的绳距，其后是积雪覆盖的长坡。6月23日，卡萨洛托攀至8000米高度，一场暴风雪来袭；下撤如同地狱。

    回到营地后，雷纳托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不过很快他就改变了想法。

    七月一日，他重整旗鼓。六天后抵达8300米，与顶峰仅仅相隔311米。上方的地形相对简单，可是天气再次突变。短短瞬间即陷入疯狂。第二次的放弃带来的是更沉重的打击。

    当地运输工出现在营地：攀登季行将结束，该回家了。但是雷纳托再次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再试一次。7月14日夜晚，他离开大本营，默默祈祷天气能够保持下去。山峰的高端，大风再次成为天地的主宰。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攀登与自杀无异；除了下撤别无选择。这是梦想终止的时刻，似乎肩头的背包也变得异常沉重。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坚强如卡萨洛托也难免灰心丧气。下撤时，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觉得已经掌握了路线的每处细节。降到冰川上后，只需要跟着其他队伍留下的足迹走就可以了。他正在接近冰碛坡——最多二十分钟就能回到格蕾塔身边。

    突然间，与大本营近在咫尺的地方，悲剧发生：雪桥崩塌，一道四十米深的裂缝瞬间吞噬了他。奥地利攀登者科特•蒂姆博格(Kurt Diemberger)目击了他的消失，告诉格蕾塔立即打开无线电。雷纳托跌落到裂缝底部，他设法呼叫妻子。“格蕾塔，”他啜泣道。“我快要走了，就在大本营旁的冰缝里。”她迅速组织救援，找到依然存活的丈夫，人们把他带回地面，虽经医生倾力施救，奇迹却终究没能发生。雷纳托非凡的探险人生在巨峰的脚下画上了句号。遵照格蕾塔的愿望，他的遗体被重新放入裂缝里。(图：K2山脚下纪念雷纳托?卡萨洛托的铭牌)

    那是1986年7月16日的K2。

   后记

    在工作台边的书架上，放置着一个大号文件夹，那里面存有雷纳托的手稿。这些是他去往K2前转交给我。记得起初我并不想接受；我有很不好的预感，似乎是一个坏的征兆。但最后我答应了；你怎能拒绝一位朋友的请求？

    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再次翻阅这些文件，找到了雷纳托从K2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注明是1986年的7月2日；收到这封信那天，他的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朋友离去的噩耗。在这封写于最后一次冲顶前的信中，雷纳托说道，“下撤时，我会想受购了。但是每次回到大本营，我就觉得必须留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现在，我相信自己的体能已经完全恢复，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只待天气垂青。这实在是运气糟糕的一年。路线非常困难，我已经达到极限。这或许是整个喀喇昆仑山脉最美丽、最艰难的路线之一。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攀登它的人。”

    今日，当我向年轻的伙伴们讲述雷纳托的故事时——那些在1986年还是孩子的年轻攀登者们——我遭遇的是好奇、惊讶，进而是敬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登山者；其中一些怀着开辟新路线的梦想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他们去到巴塔哥尼亚、秘鲁，近距离欣赏雷纳托留下的路线，那些即使现在看来依旧超前的目标。他们为他的力量所折服，被他的路线吸引。听他们讲述旅行的经历，讲述对雷纳托的理解，时常令我深深感动。似乎在那么一瞬间，所有关于往事的关荣与梦想，再次敲响记忆的闸门。

(全文完)

*《Casarotto Solitaire》，Alpinist.Vol3，2003/04-Winter，Page66-77，by Roberto Mantovani
*原稿为意大利文，由克劳迪娅•曼妮拉译成英文后发表于《Alpinist》杂志2003/04年度冬季刊；本文译自英文版，有删节，将刊登在《户外》杂志第N期

海拔8611米的K2西壁与南壁，见证了卡萨洛托最后的攀登 photo/Michael Kennedy
A：卡萨洛托单人攀登时到达的最高点，约8300米
1：西山脊路线 (1981年日本队首登)
2：南-西南山脊路线 (也被叫做“魔法路线”，长2600米，1986年Wroz、Piasecki、Bozik首登；Wroz下撤时遇难)
3：南壁路线 (波兰路线，1986年Kukuczka、Piotrowski首登；Piotrowski下撤时遇难)
4：南-东南山脊路线 (1994年西班牙队首登；队员中囊括了第6位无氧14座、拥有8000+最多登顶次数纪录的Oiarzabal，第10位无氧14座的Inurrategi，以及他当时还在世的哥哥Felix)
5：阿布鲁齐山脊路线 (1954年意大利队首登，K2的首条路线)

    K2被大多数人看作世界上最困难的山峰；而卡萨洛托试图solo、并且最高到达8300米的魔法路线，则被视为K2最困难的路线(当然，那会俄罗斯队的西壁攀登尚未发生)。这条路线最终于1986赛季末由“波兰-捷克”联队完成，他们将路线献给同年早些时候消逝于此的三位先行者：美国人约翰•斯莫尼克与阿兰•彭宁顿、意大利人雷纳托•卡萨洛托；魔法路线的最后一处难点也以卡萨洛托的名字命名为“Casarotto Pillar”

    1986年，总共有13位攀登者永远留在了K2

——安杰拉•贝纳维迪斯(Angela Benavides)

献给
K2魔法路线(Magic Line)
2004年首支重复魔法路线并登顶的西班牙队，遇难队员马内•德•拉•马塔(Manel de la Matta)
1986年首位试图solo魔法路线的已故意大利攀登者雷纳托•卡萨洛托(Renato Casarotto)

(题图照片：孤独者的足迹。雷纳托•卡萨洛托1984年solo德纳里峰“不归路”山脊路线(阿拉斯加等级6，长3800米)时的帐篷与脚印。背景中是猎人峰西壁。根据《High Alaska》作者乔纳森•沃特曼的说法，这是德纳里峰(麦金利)上难度最大、雪檐最密集的山脊 photo/Casarotto archives)

独行客
撰文/罗贝托•曼托瓦尼

    一九八六年三月。距离雷纳托•卡萨洛托(Renato Casarotto)前往K2尚有几周时间。我们俩坐在此刻写下这篇文章的书桌旁，面前摆放着他新书的手稿。书名刚刚想好——《Beyong the North Winds》——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在正式交付印刷前再读一遍。我答应下次见面时跟他说说我的想法。

    阳光照亮他的面庞。我刻意停下来看着他。坚硬的下巴、浓密的胡须，却无法掩饰他与生俱来、孩童般的好奇心。即使坐在那里，雷纳托•卡萨洛托也极具威严。站起来后，我就只剩仰视的份；穿上登山靴的他足有六英尺两英寸高(1.88米)。初次见面，你绝不会把他想象成一位优秀攀登者。他没有强壮的身材，或者说摔跤手的体格；相反，他瘦削、单薄，双腿修长，窄肩。公开场合，雷纳托不善言辞，木讷，甚至是害羞——每次谈论自己，都会令他窘迫——但和朋友们一起，他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问题，活泼，强烈的求知欲，并且能迅速给出答案。友谊对他非常重要。他只会向真正的朋友，那些他确信能够完全信赖的人们倾诉内心深处的感受。

    还记得当晚的彻夜长谈，与往常一样——话题围绕着山峰展开，但是也不尽然。那时我们会谈论任何事情，话匣子打开就几个小时没完没了。有些夜晚，我们这些奔四的大龄青年也会重现愤怒本色，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不议论出个所以然绝不罢休。一生的友谊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两家人因此亲密，我们经常聚会，有时在我的工作地都灵；有时在他的地盘“Val Seriana”，贝尔加莫附近的历史名城；或者干脆就在山上。前往波河山谷的一百八十公里漫长颠簸根本无法阻挡我们攀登的热情。

    山，通常是我们对话的核心。关于山峰攀登的历史是我最大的兴趣之一。而雷纳托当时已经重复了多洛米蒂地区无数条在史诗般的“Ⅵ级年代”里开创的路线(原编辑注：相当于YDS评级标准中的5.9，不过这不能公平地反映出这个代表着当时人类攀登水准上限的技术等级对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与我的书面研究进行比较，提出疑问，并纠正我的错误。他曾提议我们一道追寻多洛米蒂的攀登历史。我们计划着在K2远征结束后合作出书。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会收拾起打字机，依照制定好的计划攀登。雷纳托则要监督我的训练；作为交换，我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于文字、记录和摄影工作。

    今天，几个小时之间，这张那年三月我们曾围坐的书桌似乎又置换到多年前的场景中。写下这些文字把我带回到过去，痛失挚友的哀伤再次涌上心头。记忆难以置信的清晰，似乎一切就发生在数天之前。

    人生这堂大课教给我很多东西，可每每想到那些八十年代起不断自我追问的命题至今没有答案，总是难免气馁。我幻想着攀登的世界将翻开新的篇章，借此欺骗自己。事实却是，经历了雷纳托的遇难，当最初的震惊被消解后，登山运动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多条路线马拉松式连登与快速攀登的新风尚，使得雷纳托的故事被迅速遗忘。直到现在，事隔多年后，年轻的攀登者们才渐渐意识到雷纳托那些行为的价值，并在惊讶之余尝试去理解。

二十年的非凡攀登

    雷纳托•卡萨洛托1948年5月出生于维琴察郊外。他的攀登生涯开始自二十岁时在军队服役期间，这是每个意大利男人的义务。在那之前，他从没有远离城市的经历。对于他，离家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就足够以神秘来形容——一个典型的出自威尼托大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

    他最初拜访多洛米蒂就被深深吸引。五个月内的二十余条路线，参与岩壁、冰壁的攀登课程——雷纳托迅速补回了损失的光阴。他与不同的人结组，比较着不同的梦想和观点。再次回到城市中，已是令人刮目相看。登山从此占据他所有的空余时间，“我喜爱那些优秀攀登者和阿尔卑斯老向导的故事，但现在我对器械攀重复那些个伟大的路线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在别人借助器械之力才能攀上的路线上自由地攀登。”

    退伍之后，雷纳托在国家铁路局谋了份差事，这把他的空闲时间压缩成只有周六和周日两天。每个周末我们会锁定帕索比奥山谷与小多洛米蒂，这里是三十年代那些伟大的自由攀登选手的实践地。这段时间内，他不仅重复了很多经典路线，同时也努力开线。几年后他写道，“如果换做别人在今天重复我的路线，或许他们不会有需要使出全力的感觉。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后来的攀登者应该使用和我们当年一样的装备：简陋、破旧、沉重的靴子，和今日相距甚远…今天，一个年轻人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进步，回到当时，有可能要花去十年。”

[图：西维塔山脉“Torre Trieste”山卡辛路线(Ⅵ- [5.9] A1，750米)] photo/Marco Scolaris

    一九七一年夏，卡萨洛托急切地寻找着某种突破：“我可以走得更远；我还有所保留，独自面对山峰或许将是最严峻的挑战。”

    帕索比奥山脉成为他以“solo主义者”身份初次登场的舞台。选定的路线则是拉斐尔•加里索(Raffaele Carlesso)——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中的登山家，留下的传世名线。“我曾经和一位朋友攀登过这条路线。我无意干蠢事；也从不享受和死神的游戏。我带上绳索，建立一种基础性的自我保护系统，虽然繁琐但可以信赖。恐惧？不会，我与岩石亲密无间。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爬简单路线。我并不是轻视它们，只是那再也无法吸引我的投入。”

    一个月后，又一次单人攀登完成：小多洛米蒂地区一条九十米长的Ⅵ级路线。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在日记中，雷纳托坦承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设定成攀登中的领导者，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使搭档是非常强壮的人时也是如此。或许是我错了，不过事实上我从来都对挂在别人的绳子上缺乏足够的信任。这可能也是为何直到转向单人攀登后，我才感觉到巨大飞跃的缘故。”

    那年夏天，大把多洛米蒂的经典路线被雷纳托收入囊中。尽管如此，他依旧觉得缺了点什么。为了填补空白，新剧情在翌年加入：冬季攀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雷纳托的初次体验是冬季首登位于佩尔•圣•马蒂诺山“Sass Maor”东壁的索莱德路线(Ⅴ+，600米)——一条精彩的路线，不是非常困难，但漂亮，用精巧的横切解决了的几处黄色悬岩难点。两个月后，雷纳托通过了对他的第二关考验：在小维琴察•多洛米蒂山区完成一次单人、冬季攀登。随后在隆冬时节，他与迭戈•坎皮(Diego Campi)实现西维塔(Civetta)山脉“Torre Trieste”山卡辛路线的第二次冬季登顶。低温，但积雪不多，岩壁朝向东南方。两人在一天内就登至半程，迭戈当年只有十五岁，因此雷纳托觉得有义务照料好伙伴，夜晚露营时经常起来检查他的状况。万事进展顺利，3月19日中午，两位攀登者终于站上了顶峰。

(图：雷纳托·卡萨洛托，拍摄于1973年和迭戈·坎皮攀登卡辛路线时，那年他25岁，迭戈15岁 photo/Diego Campi)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更多的攀登接踵而来。八月中旬，他用五天时间和贾科莫•阿比诺(Giacomo Albiero)共同完成了一次风格“壮丽”的攀登：有史以来首次沿分水岭完整穿越西维塔山脉。从威尼斯山至主峰顶，直线距离超过三公里，沿途经过24座山峰，垂直运动距离超过四千米，路线主要由中等难度绳距组成，但也包括了一些极难的地段。

    一九七四年三月，暴风雪来袭，卡萨洛托与坎皮和皮耶罗•拉丁(Piero Radin)在三天时间里首次冬季登顶左尔丹•多洛米蒂的“罗切塔-阿塔•博斯科内”西北山脊路线。这条路线建立于1964年(ED，750米)，地形狭长、颇具挑战。难度毫不含糊，而且复杂多变，极少被阳光照射。“这项计划，”著名攀登者兼攀登史研究者吉安•皮耶罗•莫蒂(Gian Piero Motti)后来写道，“标志着卡萨洛托登山道路上一次清晰的质的飞跃，以及他是如何锤炼自己的冬季攀登与单人攀登能力。”

    这次攀登期间，雷纳托在几次休息时都注意到了耸立在北侧的佩尔莫山(Monte Pelmo)，它的山形更美，积雪则进一步衬托出雄伟的气势。正是于这样的场合中，关于一次伟大的北壁单人攀登的梦想开始孕育。计划将沿“西蒙-罗西”路线实施，这是一条要求全面的技术能力，复杂、艰难，即使在夏季也绝少被重复的路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卡萨洛托开始攻击这条掩蔽在两面角系统与深切烟囱中的路线。天空灰暗，岩壁为白雪覆盖；周遭气氛肃杀。换句话说，客观条件要求攀登者立即下撤。幸好一场及时的北风吹散了乌云。雷纳托开始最初的横切，依靠他的自我保护系统——一根绳索+两个自锁结+背包，后者的作用是滑坠发生时起制动作用，以降低可能造成的伤害。

    他在每次单人攀登中使用的保护技术，解释了为何雷纳托会在路线上耗去漫长的时间。这也为他的努力赋予了一层新的涵义，给人深刻印象，莫蒂对此评价说，“额外增加的体力与心理考验，尤其是还要置身于险恶的冬季环境中，沉重的食品和器材都必须独自拖吊上路线。”

    第二天，攀登难度未有降低。积雪包裹高墙，呈现出雪、岩混合类型的路线。雷纳托不得不用一个金属刷子清理手点和脚点。“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块巨石的下方…像轿车那么大。看上去很不稳定，而我还必须从其下穿过，愚蠢的速度，我想。”到了第三天，岩石变得干净一些。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雷纳托很快就进入到布满冰挂的两面角中，仿佛是“众多倒悬的利剑”。继续往上，依然是脆弱的冰挂，似乎随时可能断裂。路线包括了后仰、表面薄冰的烟囱，呈现出与夏季迥异的特征。

    卡萨洛托在第五天登顶。稍事停留后，他顺传统路线飞速下山，一个半小时内抵达威尼斯避难所。他从那里走到最近的村庄。人们惊讶地看着他；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刚刚从牧羊人的小屋远足归来。

    历史记录下了这次攀登，那之前，只有少数人听说过卡萨洛托，但状况将很快改变。

    一九七五年，2月22-27日，经过五次露营，雷纳托单人登顶西维塔西北壁的“安德里奇-法耶”路线(ED，750米)——于1934年开辟的多洛米蒂经典攀登。路线沿垂直深切的裂缝/烟囱地形到顶，高差五百米，途中有许多仰角路段阻隔。它在冬季里就如同一座冰室，在大规模降雪后，难度更不是闹着玩。完成此次攀登后不久，雷纳托写道，“什么驱使我实践登山？对未知的寻找、对行动的渴望，活得更加真实、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西维塔的攀登让我确信，所谓极限的存在仅仅是因为人类亲手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除了历史与攀登本身，登山活动之于卡萨洛托还有另一层别样的意味。在他眼里，攀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反省方式，一种接近生命本质的途径，有助回答人生的终极思考。探索的路上，他把自己引导向多洛米蒂那些最隐蔽的角落。“卡萨洛托洋溢着创造力与探索力的本性寻找到了能够充分展示的场所，”莫蒂写道，“就是那狂野的佩尔•圣•卢加诺山脉。”

    卡萨洛托在圣•卢加诺山脉实现了难以计数的首登，但居于皇冠顶端那颗最闪亮的宝石无疑是“Spiz di Lagunaz”的大两面角路线。“Lagunaz”西南壁成形于一座五百米高的底座之上，朴实而完美，高差约六百米，很多人都说它是阿尔卑斯最美丽、最威严的山体。

    如何到达路线的起点，首先就是个大难题。在从底座上攀数百米后，必须得下降二百米进入一片被高耸的巨壁挤压的狭窄山谷。通过一连串艰难的平台，即到达垂直两面角的下方，此刻它就在头顶上面四百多米高的地方。如果说上攀很难，那么下降会是同样的漫长并且危机四伏。

    六月的四个攀登日，卡萨洛托和伙伴皮耶罗•拉丁攻克了这面1500米的高墙。野性的自然，攀登过程与之相比毫不逊色，难点层出不穷，每个都不好对付。甚至算上进山路线，也找不出一个Ⅳ级之下的绳距。天气自第二天开始向暴风雪转化，使得形势更加棘手。山上所有的流水最后都汇聚到夹角里，令攀登者们产生身陷囹圄的感觉。两人彻夜忍受潮湿与低温的煎熬，穿着安全带，有时甚至是站立过夜。翌日的攀登以不可思议的节奏向上突破。6月11日，他们登临顶部冰帽。坏天气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下撤路线需要仔细寻找，但时间已近关门大限；他们决定原路返回。具体而言，就是在倾泻而下的流水和降雨中绳降三十多段，并且岩钉已经用完，只能以松树及自然岩石隆起设置锚点，然后往上攀登逃出山谷，至少还需要忍受两次糟糕的露营。一次超常的挑战体力与意志的演出。

    卡萨洛托的攀登活动在七十年代中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高产期。能力日益成熟，持续的训练，还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他为攀登做着细致准备。强化在室内的训练，跑步，天天攀登。他坚强、意志坚定，他的力量更多体现于智慧，而不是肌肉中。当同伴们到达疲劳的极限时，他依旧可以激发出足够的能量继续前行，并且从不气馁。

    尽管如此，他依旧只把体能训练当作次要手段。在他心中，山峰攀登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精神，可以提供他超越理性、探索未知的机会。雷纳托是一个有强烈好奇心的实干家；他渴望看清角落里隐藏的真相，彻底地理解某个事物，获得新的体验。所有这些他想要得到的，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绝不作弊，使用干净、诚实的方式。他拒绝任何折中与借口，以免弱化彰显勇敢及探险特质的攀登精神。他遵循了自由攀登的伟大传统，首登新路线的同时解决极端的难点。并且都是以一种纯粹风格完成，仅设置最少数量的保护装置。

    一九七六年春，与贾科莫•阿比诺、朱塞佩•孔加托(Giuseppe Cogato)一道，他们开辟了西维塔山脉东多洛米蒂段的“Busazza”峰新路线(Ⅵ A2，1000米)，攀登用时三天。1977年，他又与布鲁诺•迪•多纳(Bruno De Donà)搭档首攀另一条近乎疯狂的新路线：佩尔•圣•卢加诺山脉“Spiz di Lagunaz”峰上的南侧两面角路线。在对这次攀登的叙述中，他提到了一段难度Ⅶ级的关键绳距。这在多洛米蒂的历史上还是首次。这处两面角实际体现出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当时人们所定义的Ⅵ级。

    就雷纳托个人而言，两面角路线的完成也宣告他在多洛米蒂探索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崭新的梦幻年代的开启：在世界各地最困难山峰上的单人攀登。(未完)

    新世纪最初几年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无疑是席卷地球各个角落的自由攀登浪潮。练就金刚指绝技的攀登者们从深锁峡谷中的岩场出发，走向更为辽阔的山野。所经之处从委内瑞拉热带雨林中难度5.13的大岩壁路线到巴基斯坦境内高海拔山区的花岗岩尖塔群；从马里95°的炽热到巴芬岛零下五度的瑟瑟寒风；从位于瑞士雷堤康(Rätikon)、潜在75英尺冲坠距离、5.14云集的多段路线到苏格兰高地包含23段绳距、全程无膨胀钉设置的5.13b。酋长岩？那里早就不是器械攀登者的麦加；崇尚自由的人群正在其上不断描绘出一些人世间最优雅的线条。当沧桑的石墙遭逢崭新的视野，人们不禁憧憬着又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

    稳步提升的技术等级上限，很容易使人把大岩壁自由攀登运动的发展历程仅仅看成是一场关于数字的竞赛。若纠缠于此，必将遗漏历史上众多最真实的突破。首先得承认，岩壁彼此各不相同。仅以北美最著名的三处大岩壁自由攀登圣地为例——优胜美地山谷理想的天气与完美的花岗岩石质；甘尼逊黑色峡谷破碎、松动的闪长岩；朗斯峰钻石岩壁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度——就已呈现出足够多可供挑战的类型。另一方面，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岩壁自由攀登成就的开创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从挑战极限的单人“on-sight”直到持续数月、固定大量绳索的团队围攻。若想看清这项运动演变的脉络，唯一的办法就是摆脱数字统计的局限，深入其中每次创新性的变革，挖掘出更翔实的细节。

    审视人类在此种地形上最初的冒险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毕竟，大岩壁攀登不是什么新鲜玩法。今日磕线者的痛苦绝望，不过是前辈们早年冲击一个个瓶颈时所经历心情的再现。

    当奥地利攀登者保罗•格洛曼(Paul Grohmann)和他的意大利向导弗朗茨•因勒科夫勒(Franz Innerkofler)、彼得•撒切尔(Petr Salcher)沿着多洛米蒂山区高差350米的“Cima Grande”南壁步步攀升时，他们身处的年代，1869年，也因此被视作大岩壁攀登运动的开端年。对于他们三人，如何在心理上说服自己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的，其难度在某种程度上毫不亚于实际在路线上攀登时身体所迎接的挑战。虽然现在此线更多时候只是被用来下撤，但也正是以它为起点，“Tre Cima”塔峰群才会诞生出多条具备浓厚传奇色彩的5.14。[下图：“Cima Grande”(A)和“Cima Ovest”(B)北壁(原编辑注：“Cima”三塔的另一座“Cima Piccola”未出现在照片中)，大致标明了其上的自由攀登路线 photo/Marco Bianchi]

    几乎是和格洛曼初试多洛米蒂同时，德国人赫尔曼•冯•巴斯(Herman Von Barth)也在北蒂罗尔开辟了许多长距离路线，比如其单人完攀的“巴斯烟囱”：一条位于贝西特斯加登地区翁特山(Untersberg)上表面光滑的5.5路线。他的狂言——“和我搭档的人必须准备去死”——有效地吓退了一些意欲重复者，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反映了在那个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攀登目标时所必须付出的专注。

    1880年，著名法国向导亚历山大•伯格勒(Alexandre Burgener)和本尼迪克特•维内茨(Benedikt Venetz)，偕同刚刚完成“Grands Charmoz”西南壁的英国登山家阿尔伯特•马默里，决定一道尝试巨人峰(Aiguille du Geant)——当时西阿尔卑斯尚未被登顶的几座主要山峰之一。在抵达一处近乎平坦的岩面区后，攀登陷入僵局，三人留下写着“使用公平的方式绝对无法攀登”的便条后下山离去。两年过后，向导丹尼尔•巴蒂斯塔(Daniele Battista)和让-约瑟芬•马奎纳斯(Jean-Joseph Maquinax)来此实现了征服，他们不仅往裂缝里敲入大批金属钉作为垂直向上的借助，同时还用铁锤在岩壁上修整出合适的支点。

    马默里队在巨人峰的放弃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个力所不及的目标留给未来技术更加纯熟的攀登者，而不是用科技手段摧毁之。尽管首登荣誉落入后来向导之手，马默里对于“公平”攀登方式的追索，却依旧深深影响着今日的自由攀登爱好者，启发他们想尽办法避免利用器械直上，而力争全程自由攀登。

    早期登山活动中，对自由攀登理念最坚定的倡导者当属维也纳人保罗•普鲁士(Paul Preuss)。二十世纪初始十年，随着攀登爱好者逐渐接受由于岩钉与铁锁的应用而给这项运动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以及更多危险后，一场关于“攀登伦理”的战争就此爆发。相当多的攀登者开始试验采用器械辅助的方式垂直攀上原先认为“不可能”的区域。然而普鲁士却在此时大声疾呼，反对在非紧急状况下引入任何岩钉与绳索操作。他用行动有力地支撑了自己的观点，单人完成至少300条自然岩壁路线，并且在多洛米蒂开辟了总计150条、最高难度达Ⅴ级(5.9)的新路线。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对岩钉及器械辅助攀登方式的认可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或许有人会据此觉得普鲁士输掉了“战争”，但其实他的言行不仅得以流传，鼓舞了包括里卡多•卡辛、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在内的先锋登山家，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影响了更多的后来者。

    新机械引发了保护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有机会解决掉全欧洲所有最高大的岩壁。稍后，这一器械攀登的潮流最终导致“陡壁攀登时代”的来临，并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其巅峰。按照意大利向导、登山者埃米里奥•科米奇(Emilio Comici)的定义，“陡壁”(direttissima)是指一滴水从山顶落下时(假设为无风条件)经过的路线，在岩钉甚至是膨胀钉的帮助下，攀登者们开始按照这个理想化的目标在大岩壁上开发出远超其能力范围的路线。

    尽管“陡壁”之说甚嚣尘上，但还是有一些早期的重要成就完全避免了使用器械辅助。譬如德国人鲁道夫•费赫曼(Rudolph Fehermann)与美国人奥利弗•佩里-史密斯(Oliver Perry-Smith)这两位萨克森砂岩流派的代表，在1908年的时候将他们的技术运用于多洛米蒂“Campanile Basso”上六百米长、走势陡峭并且难度稳定在5.7的“Southwest Diedre”路线，进行了勇敢的实践。更多伟大的攀登接踵而至：1925年，来自德国的埃米尔•索莱德(Emil Solleder)与古斯塔夫•莱滕鲍尔(Gustav Lettenbauer)在15小时内完成1100米长的“Civetta”西北壁，仅用15颗岩钉设置保护，自由攀登了最高难度达5.9的地形。1935年，从枫丹白露修炼抱石归来的皮埃尔•阿兰(Pierre Allain)与雷蒙德•列宁格(Raymond Leininger)结伴，攀登了850米高的“Petit Dru”北壁，全程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随后是在1952年的7月6日，不久之后将以单人首登南迦•帕尔巴特峰闻名于世的奥地利人赫尔曼•布尔从位于因斯布鲁克的家中骑单车出发，途经瑞士Engadina，翻越马洛亚山口后抵达多洛米蒂。他徒步进入邦达斯卡山谷，来到“Piz Badile”东北壁底部，无保护单人攀登800米长的卡辛路线(多数绳距为5.6，有一些需器械攀通过的难点)，到顶仅用4.5小时，继续单人沿北山脊路线(5.5，约1100米)倒攀下山，取回自行车返回因斯布鲁克，路上由于实在太困，边骑边打瞌睡，结果连人带车一头栽进茵河。

    自格洛曼和普鲁士早年的尝试开始，意大利多洛米蒂的塔峰群就一直是欧洲大岩壁攀登者的试金石。无论是完成自由攀登方式所需的技艺，还是新的器械攀登技术及器材使用方法，如膨胀钉保护等，都在此经历了精益求精的过程。在“陡壁攀登”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些新的机械和方法几乎彻底摧毁了前辈们积累下的自由攀登基础，幸运的是，以“ground-up”、“on-sight”为追求的传统仍然被少数人所继承并发扬广大，对此要特别归功于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不懈的攀登与呼吁。

    1968年，梅斯纳尔最先在德语登山杂志“Alpinismus”，进而是影响力更大的英国杂志“Mountain”上，发表了著名文章《谋杀不可能》，强烈谴责了利用膨胀钉攀爬垂直绝壁的行为。“一条路线的重要性，”他写道。“不仅仅是由它的技术难度所衡量，更要紧的是其以怎样的方式建立。对膨胀钉的依赖应该被降到最低限度；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根本不用。”

    在他诸多试图将自由攀登理念重新引入阿尔卑斯岩壁的实践中，最牛逼的一次莫过于1968年与弟弟冈特在多洛米蒂完成的“Heiligkreuzkofel”中央柱状山体路线。莱茵霍尔德当时遇到一段四米长的平坦岩板，按照他的描述是“光滑的岩面，没有裂缝，也几乎找不到抓点。身下是巨大的悬空，头顶上是后倾的屋檐…，三十分钟后，我竟连一公分也没能移动。”他总算没有放弃，因此成就了山野环境中的第一段Ⅶ-级绳距(5.11-)。十多年过去，这条路线终于等来首次重复，当事人亨氏•马里亚切(Heinz Mariacher)得出的结论是，梅斯纳尔实际上建立了人类的第一段Ⅷ级(5.11+)。

    旁观者们津津乐道于梅斯纳尔的努力，却没几个愿意效仿，大多数还是继续在“陡壁攀登”的晚期心安理得地混着。然而每个时代总会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异数，比如英国人帕特•小约翰(Pat Littlejohn)，1971年他去法国旅行，同期攀登了“Petit Dru”上的“美国直上”路线(American Direct)，难度5.11b，四处用到器械辅助(有两次是为了避免导致落石，而砸伤下方的攀登者)。然而，直到新成长起来的把“旅行-攀登”当作生活方式的一代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那个正在孕育着大岩壁自由攀登传统、名叫优胜美地的地方归来，事情才真正有了转机。

    自由攀登的发展起先不关美国人啥事，但是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间，他们迎头赶上，这得益于才华横溢的攀登爱好群体与优胜美地山谷中完美的攀登目标的结合。起初人们的热情也主要是局限在用器械攀手段解决掉座座高墙，等到1964年，以弗兰克•撒切尔(Frank Sacherer)与查克•普拉特(Chuck Pratt)为代表的一帮人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大岩壁路线。普拉特的“遗失的箭”(Lost Arrow)烟囱和撒切尔的中央大教堂北侧扶壁直上路线以及酋长岩东侧扶壁路线都足以位列当时全球最艰难的大岩壁路线之中，他们为这片山谷开创的风气也从此被传承，并延续至今。(下图：查克•普拉特自由攀登“Salathé Wall”上的“Heart Ledge”，拍摄于1961年的首登中，“查克在岩石上就象是在家里一样放松。”好友汤姆•弗罗斯特回忆说 photo/Tom Frost)

    七十年代末，当马克•胡登(Mark Hudon)与马克斯•琼斯(Max Jones)漫步山谷中，寻找着合适的自由攀登目标时，他们所发出的“尽最大可能自由”的呐喊也跃升为时代的最强音。这对胆大妄为的组合似乎乐于想前人所不敢想，挑战着那些曾被视为畏途的路线，他们关于自身努力过程的叙述同时刊登在英美两地的攀登杂志上，令整整一代人的眼界豁然开朗。“他们是英雄，”托德•斯基勒回忆说，“仿佛横空出世，将这个游戏提升至更高的境界，更狂野的竞技场。”

    相较于北美，推动欧洲攀登客观念转变的最主要动力其实来自于膨胀钉的应用。有些攀登者禁不住设想，是否所有的“不可能”——即使是最雄伟、最陡峭的岩壁，都可以用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以法国为开端，在让-克劳德•多耶尔(Jean-Claude Droyer)等人的带领下，用膨胀钉建立保护，攀爬缺少裂隙的岩壁，最终引发了有关技术难度标准的飞跃。爱好者们迅速将这种新的“运动攀登”方法推广到高墙以及更矮小的悬崖路线上，但还是有一些人在此时选择了坚守信念，其中包括英国攀登者皮特•列维希(Pete Livesey)、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库博尔(Coubal)兄弟、德国人科特•阿尔伯特(Kurt Albert)以及来自意大利的莫里希奥•“莫罗”•扎洛拉(Maurizio“Manolo”Zanolla)、亨氏•马里亚切，他们都尝试着以理想的风格，自由攀登多洛米蒂地区经典的器械攀路线。

    “初学攀登，我就意识到风格是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品质，”马里亚切说，“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只接受自由攀登方式，包括放置保护时不使用钩子类器材保持悬挂。”

    “不择手段征服一条路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马里亚切补充道，“按理说，这想法应该很容易就被现今爬自然岩壁的人群接受。但实际上公众对攀登的观念(其中还包括许多登山家)几乎没变，他们不理解出于对风格尊重做出某种程度上的让步，例如不用膨胀钉，究竟具备多么宝贵的价值。跟在多数人后头，总比冒着‘失败’的风险选择更大胆的风格更加容易收获认同感。”

    回到优胜美地，在这里，人们对自由攀登的探索从来都未曾停息。到1980年，因首登“凤凰”(Phoenix)而开创山谷中第一条5.13的雷•贾丁(Ray Jardine)甚至已经认真地考虑过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酋长岩的“Nose”路线。但是贾丁的想法和早年的自由攀登先驱们大大不同。在刊登于1995年《岩与冰》杂志的一篇专访中，他解释说：“我的目标是在酋长岩的西南侧建立一条温和的路线。我想要的不是最高的难度，而是最深刻的涵义。”

    怀着“创造”出完美的长距离路线的梦想，贾丁毅然走向“Nose”——这个被一些人认为是北美洲最艰难的自由攀登挑战——随身还带了把金属錾子。他用工具在岩壁上凿出一段5.12a的横切，以逃避离开“Boot Flake”后的“国王摆荡”(King Swing)。可能是对自己表现出水准太过失望，贾丁放弃了继续自由攀登到顶的努力。“时机尚未成熟，”他评论说。“必需等待器材的改进，以我的能力还无法仅凭借几处必要的支点通过它。我的行为究竟是对攀登道德规范的伤害，还是说也配得上被载入史册？”

    攀登圈子对此事的反应褒贬不一。贾丁的刚愎自用不仅是对规则的曲解，而且他没能回答困扰所有自由攀登者的核心问题：怎样化解开由自然岩石搭建成的谜局。

    有趣的是，那些人为的支点、包括被器械攀登者反复利用的岩钉，却“无意”间使得许多岩壁(特别是在优胜美地)对于自由攀登者来说更具有可攀性。即使优秀如十三年后告诉世人让“Nose”自由的关键不是来自器材而是源于人类自身力量的林•希尔(Lynn Hill)，也在她的自由攀登过程中使用了贾丁的人工横切路段——尽管她对没有机会在路线处于原始状态时攀爬非常懊恼。贾丁对岩石的强暴可被视作最极端的攀登方法，确定的是，攀登者们很快将风格摆到最首要的位置去讨论，并成为大岩壁自由攀登群体面临的最重要的命题。

    八十年代发生在北美的两次牛逼攀登照亮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前进方向。首先是皮特•克罗夫特(Peter Croft)在1988年“on-sight”完成“阴影”(The Shadow)，一条位于“Squamish”岩场“大学墙”(University Wall)、难度5.13的自由攀登路线。克罗夫特四年前曾与年仅十六岁的哈米什•弗雷泽(Hamishn Fraser)搭档，以自由攀登方式沿另一条路线登顶“大学墙”，当时他们利用一段5.12的支线绕开了原路线上方“阴影”的仰角。从那时起，克罗夫特一直努力通过多条路线马拉松式的单人连攀来磨炼自己的“on-sight”技巧与忍耐力。“‘on-sight’是那个时期我最艰难的攀登体验；我的内心由此变得强大，”克罗夫特回忆说。“‘阴影’具有当地最完美、最庞大的转角——难以置信的路线。‘on-sight’意味着你只有一次机会。”

    场景回放，1988年，仰角的半途，克罗夫特试图挽救自己仅有的机会。“双脚从岩壁滑脱，我象是被钉在绞刑架上，背部肌肉开始不由自主地痉挛。”稳住心绪后，他用背包上剩下的最后一把主锁完成确保。起初这次攀登没怎么引起世人的瞩目，尤其是随着更多难度等级更高的路线被攻克(尽管都是以数月的准备为基础)，克罗夫特这次经典的“on-sight”方式努力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作者注：近来如平山裕示、李奥•霍丁等人的努力又重新点燃了攀登群体对这种纯粹方式的热情，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点我们将稍后谈及)

    另一个八十年代北美的重要攀登同样来自1988年，托德•斯基勒与保罗•皮亚纳实现“Salathé Wall”路线的首次自由攀登方式登顶。经过几月的准备，这对搭档用一周多的时间攀完了整条路线。这次超长的攀登在当时招致很多人的批评，但考虑到全部36段绳距中有四段5.13，总体而言，“Salathé Wall”路线FFA的成就在北美攀登史上依旧可以说是空前的。

    七年后，亚历山大•胡伯携开辟世界第二条5.14d之余威，拼下“Salathé Wall”路线的首次红点登顶，领攀了每段绳距(作者注：斯基勒与皮亚纳分担了领攀任务，第二人则使用上升器跟攀)。一场关于各种风格正确性的议论就此开始；焦点集中在被跳过的绳距以及非必要性锚点的设置。如果说这次互骂还结出了那么一丁点善果的话，那就是对先前不同攀登中运用各种风格的混乱状态的讨论变得更加公开了。

    胡伯对此颇有研究，“单人红点攀登”——指一名攀登者干净地先锋每段绳距，不间断单次冲击登顶，中途不返回地面休息——他在“Salathé Wall”就是这么干的。“团队红点”，意指队员分担领攀工作，但无论是领攀者还是跟攀者，都必须干净地完成每段绳距；否则的话，比如跟攀者在其中一段无法做到无脱落完成，那么这次团队红点攀登就算失败。斯基勒与皮亚纳采用的方式被胡伯称为“团队自由攀登”，是说一条路线整体上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但并不是每位攀登者、不管他是领攀还是跟攀，都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了所有绳距。

    关于何种风格最佳，又有哪些风格是可以被接受的争论持续不休。胡伯觉得“团队红点”是最自然的选择，体现的价值毫不亚于“单人红点”。另一方面，斯基勒则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团队自由攀登”。“只要为最后的成功尽了一份力，无论他是帮助拖吊装备还是领攀一段5.9，都当之无愧是这个队伍的一员，”他说。

    不久之后，一位攀登者书写下了更高水准的传奇，并藉此促进她自身及大岩壁攀登运动的进步。林•希尔在1993年红点“Nose”被推崇为攀岩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就她个人而言，尚有更高的期盼。(图：林•希尔，拍摄于“Nose”上的第22段绳距 photo/Heinz Zak)

    “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1958年首攀后，‘Nose’就一直被攀登者们当作衡量其水平的标尺，”她在自传《Climbing Free》中写道。结束首次自由攀登方式重复后，“下一步最吸引人的挑战，就是以更快的速度或是更好的风格重复一次自由攀登。‘完美风格’，是指无脱落自由攀登，一次‘on-sight’完攀。毫无疑问，终有一天会有人做到这点。”

    希尔自由攀登“Nose”换做别人或许早就心满意足，毕竟前后连续领攀四天，而且完成的风格也非常漂亮。但是贯穿希尔的攀登生涯，她不懈地努力超越常识，拓展自己的能力极限，从不可能回到可能。为了在单天内自由完攀“Nose”，希尔特地留出一年时间用作训练，期间“on-sight”完成“Mingus”的首次自由攀登登顶——位于法国凡尔东峡谷的一条12绳距、5.13路线。1994年，在经历“Nose”上的一次失败后，希尔重新开始，第一次尝试就直接过掉首个难点“大屋檐”；“flash”难度5.12的“Glowering Spot”绳距；差点就要达到完美，只是最后在“Changing Corner”绳距败于体力不支。又是两次脱落，她设法结束了这最后的难关。[作者注：斯科特•伯克(Scott Burke)，希尔之外仅有的一位曾无限接近自由攀登重复“Nose”的人，将这段定在5.14]

    尽管有着三次脱落记录，但是许多人相信希尔能在单天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Nose”已经是迄今大岩壁自由攀登领域的巅峰之作，而且她不甘“仅仅”全程自由攀登，试图做得更好的精神，也指明了这项运动未来的一种理想境界。“我把这看做是一次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创作，对内心所认可价值的展现，”她写道，“正是对于这个信念的执着，才使得我在攀登中爆发出超过自身水平的能量。”

    与此同时，远在奥地利和瑞士的仰角石灰石岩壁上，另一流派的门徒也正玩得乐此不疲。这里岩石的光滑质地使得当时的大多数路线在开辟时几乎都全程打膨胀钉用作保护。草草得出的结论，或许是不过又增添了一处能在山野环境中练习运动攀的地方。但仔细审视后，会发觉此处路线最值得称道的优点在于，它们既具备运动攀对体力的高要求，又结合了巨大探索性与专注度。[图：蒂埃里•雷诺(Thierry Renault)“flash”勃朗峰九百米长的“Divine Providence”路线的难点，5.12，海拔四千米。雷诺的“on-sight”为阿式自由攀登设定了标杆：阿尔卑斯风格、无膨胀钉 photo/Alain Ghersen]

    瑞士攀登者马丁•斯基尔(Martin Scheel)是那个地区的先行者之一，他在雷堤康三百米长的高墙上开辟了“想当年”(Amarcord、5.12d，1984年)和“阿拉伯树胶”(Acacia、5.13b，1988年)等路线，清一色的从地面起步、不采用器械辅助。斯基尔在攀登中使用天钩钻眼、打膨胀钉设保护，因此在“on-sight”路线的时候经常为了寻找下个适合放钩子的地方而不得不完成一些超长的绳距。

    斯基尔的方法影响了众多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攀登者，其中学得最好的莫过于比特•卡默兰德尔(Beat Kammerlander)，他1997年完成的“WoGü”路线，包含了两段5.14，数个无法回避的长距离5.13c、潜在坠落距离达七十英尺。卡默兰德尔首登后一直秘而不宣，因为他觉得只有做到不间断、干净地红点每段绳距后才能令自己满意。

    意大利来的罗兰多•拉舍尔(Rolando Larcher)是另一位被斯基尔清晰的规则体系感召的攀登者。拉舍尔最著名的事迹是1999年在撒丁岛建立长11段绳距、难度5.13d的“巨山旅店”(Hotel Supramonte)路线，按照他本人的解释，遵循了“与山野环境、登山文化想关联的伦理及背景，对于避免在开辟新路线时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打上膨胀钉非常重要。”他援引了2002年运动攀顶尖高手丹尼尔•安德拉德(Daniel Andrada)与丹尼尔•杜•拉克(Daniel Du Lac)的例子，两人在已经重复“巨山旅店”的情况下，又开辟了自己的新路线。“很遗憾他们选择了从顶端绳降确定路线的方式，说明他们对登山运动的道德规范缺乏理解，更别提白白挥霍一个能亲手提升从地面起步的攀登方式的水准的好机会，”拉舍尔说。“考虑到他们的实力比我强太多，结果该是多么不同啊。”还是1999年，意大利人毛罗•布布•波尔(Mauro“Bubu”Bole)自由攀登完成“Cima Ovest”难度5.13的“Couzy”路线(仅在一处保护站用了两颗膨胀钉加固)，此事被看成是人类不断提高攀爬无膨胀钉保护路线水准的传统，将在二十一世纪得以延续的佐证。

    远离以上路线丰富的大岩壁圣地，对于攀登伦理的争锋依然在上演。2000年，帕特•小约翰与英国伙伴约翰•巴里(John Barry)、移居美国的史蒂夫•苏斯塔德(Steve Sustad)建立了——“on-sight”、地面起步、不打钉——肯尼亚“Poi”北壁二千英尺长的E6(5.12+)路线“黑暗狩猎”(Dark Safari)。小约翰不仅在家乡是一位“探险型攀登”的传奇，在世界山峰的舞台上也同样活跃，他觉得有必要尊重肯尼亚当地从地面起步的攀登规则。“我希望‘Poi’成为‘探险-攀登者’的天堂，”小约翰说，“所有攀登都是‘on-sight’，让自然维持原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等待你的将是一些异常惊艳的挑战。”

    “黑暗狩猎”首攀几周后，托德•斯基勒与保罗•皮亚纳领头的美国队就开始捉摸起“Poi”的东壁。“我们想去看看那里的山能提供什么样的攀登目标，我们装备的器材足以应付从平坦的大墙到无尽的裂缝的各种地形，”斯基勒回忆说。“我们绝不是无视当地人的观点。东壁有着最狂野的路线，但却没有一条裂缝。”

    在一次简短的从地面起攀尝试后——皮亚纳在试图用钩子钻眼时坠落五十英尺——队伍决定带着强力钻头从顶峰绳降开线。长达三十天的工作，他们收获了“True at First Light”，一条21段绳距长、5.13b、被皮亚纳评为“你所能想象的最美丽的长距离自由攀登路线”。

    2002年12月，斯洛文尼亚组合马蒂亚兹•杰兰(Matjaz Jeran)与罗克•希瑟尼克(Rok Sisernik)完成“True at First Light”路线的第二次完攀，并将难度降级至5.12d，随后和卢卡•方达(Luka Fonda)、斯坦柯•格鲁登(Stanko Gruden)、葛兰•科伦(Goran Koren)一道建立“Story About Dancing Dogs”路线(Ⅵ 5.13a，600米)，他们在顶峰固定好绳索后下降，凿出支点，同时毁坏了自然面貌。小约翰对斯洛文尼亚人此次攀登的评价是，它“只是再现了早前美国人干过的勾当。我猜想肯尼亚灌丛中的岩场现在已经顺利成章地沦为‘绳降-打钉’的地盘，再也没有谁会关注那里原本洋溢着冒险色彩的传统。二十五天的‘准备’——他们竟然还以此为荣！这群膨胀钉上瘾者开开心心地抹去先行者们保留下的最后一点探险环境——我看是为这项运动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发生在山野中的争论似有愈演愈烈之嫌。但实际上，当时除了科罗拉多州的钻石岩壁与阿尔卑斯的勃朗峰山脉这两处例外，地球上的大多数山峰尚未有纯粹的自由攀登者涉足，尽管那里的岩壁数一数二——原因也不难判断，无非是高海拔、短暂的天气窗口还有恶劣的攀登环境。1988年，已经自由完攀多洛米蒂几条成熟的5.12高墙路线的德国人科特•阿尔伯特，召集了一帮哥们去探索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脉。其中有个叫沃尔夫冈•古力士(Wolfgang Güllich)的家伙，他基本上被公认是那个年代最强悍的自由攀登者。这支实力超群的团队首次以自由攀登方式重复了无名塔(Trango)上不久前才建立的斯洛文尼亚路线。海拔5500米之上的半打Ⅷ+级(5.11d)绳距，也让人们初次体会到在高山环境中实践自由攀登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第二年，同样的队伍在同样的山峰上再次出手，干得更加漂亮，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路线。除却一小段器械攀(A2)，全长32段绳距、含两段Ⅸ-(5.12b/c)的“永恒的火焰”，是高海拔山区中第一条刻意使用自由攀登方式建立、并且达到相当高技术等级的大岩壁路线。

    在古力士1992年死于车祸悲剧后，阿尔伯特与另一位德国攀岩后起之秀史蒂凡•格劳沃茨搭档，两人携手游遍全球，制造了一大把具有自由攀登特质的路线，分布范围从格陵兰、马达加斯加、委内瑞拉、墨西哥直到巴芬岛。但是这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攀登成果，却因为实现方式上的争议性而被许多人认为不是那么干净。被激怒的阿尔伯特在2000年版的《美国阿尔卑斯年鉴》中用如下语气描述了他首登巴芬岛北极熊尖塔(Polar Bear Spire)的经过：“尽管我不认为我们的路线会吸引很多观光客，但还是努力把它们弄成‘重复者友好’型，”他写道。“所有的锚点及攀登难点都设置有Petzl出品的坚固耐用型膨胀钉，甚至连路线上常见的‘敲入’式岩钉与不可靠的保护器材都被‘不必要’的‘钻孔’式岩钉取代——因此，那些永远的抱怨者们终于可以说点东西啦！”

    不过，阿尔伯特希望建立友好的、可攀性强的路线的想法也不全然新鲜[作者注：瑞士人迈克尔•皮奥拉(Michel Piola)在阿尔卑斯开辟的成百条路线都是如此]，在地球上最原始的荒野之地使用这种风格总给人非常诡异的感觉。尤其是发生在阿尔伯特身上更是难以理解，因为即使是接近山峰他通常都会选择最冒险的方法。就拿巴芬岛北极熊尖塔的攀登为例，队伍以独木舟做交通工具，以至于阿尔伯特将他们沿克莱德河四十公里的返程之旅描述为对“史诗”最好的注解。批评者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他在进山方式上对挑战的追求不能被进一步延伸到攀登本身呢？

    那些永远的抱怨也不都是来自热爱质疑的老一辈。对在大岩壁上广泛使用膨胀钉最强硬的质疑之一，来自二十二岁的英国攀登者李奥•霍丁。“我尊重别人的选择，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他喜好的风格，”他说。“我不想把自己装扮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但是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能够被开发的好的新路线越来越少，风格几乎就是一切。攀登是一个游戏，而且非常简单，用膨胀钉等同于作弊。无膨胀钉‘on-sight’：这才是攀登中真正的挑战，其他任何选择都只能被视为次等的尝试。”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巴塔哥尼亚，阿尔伯特和朋友们在菲兹•罗伊(Fitz Roy)峰群的三座山体上分别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在能够以传统攀完成的裂缝沿线打了难以计数的膨胀钉。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这个地区依然没能走出马斯特里在“Cerro Torre”上带有恶作剧性质的压缩机路线的阴影，膨胀钉使用问题上稍微的不谨慎都注定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1994年，托弗•多纳赫(Topher Donahue)与肯南•哈维(Kennan Harvey)已经用阿尔卑斯方式尝试过“Mermoz”峰尚未被攀登的红色立柱路线，成功推进至距顶峰山脊只有八十英尺不到的地方，最后受阻于冰裂缝及迅速恶化的天气，完成路段难度为5.11、A2。1999年，阿尔伯特及其搭档首登后确认为5.12。登山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当一个目标已经被尝试过，后面的攀登者或重复者应该能再现先行者的风格，或者做得更好。阿尔伯特固定的大量路绳，以及用电钻在裂缝旁打钉的行为等于是对多纳赫和哈维勇敢实践的漠视。争吵由此而起，阿尔伯特的说法是，哈维提供的拓扑图使人困惑，他据此认为此线并没有被完成，那么这个目标就依然是开放的。

    在写给多纳赫和哈维的信里，阿尔伯特就使用膨胀钉一事道歉，并说明他与队友们那时认为多纳赫和哈维攀登的是红色立柱右侧的一组裂缝系统。“如果知道你们先前就是从这里攀登的，那我们绝不会想到安放膨胀钉，”阿尔伯特在给美国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本应尊重你们的风格，这也是我对攀登所持的最基本的信条。”他继续解释说，“这些膨胀钉是必需的吗？显然不是…使用它们是想创造出人们易于重复的路线。”

    “我非常尊敬科特，我们已经私下解决了问题，”哈维最近说过，他又补充道，“(建立)‘可重复’路线应该只利用天然路线之间的空白——并且仅仅是在首登及首次自由攀登完成后。改造自然前要存有敬畏之心。因为我们一旦越过那条线，就再也没法回头了。”

    自由攀登之于登山运动的未来，或许是所有攀登类别中最激动人心的；挑战是非凡的，自由的路线或许会给这运动本身带来一场变革。蕴含着怎样的可能，通往成功的道路又会隐藏多少障碍，只需读读托德•斯基勒对他1995年“牛仔直上”(Cowboy Direct)、无名塔上一条三十七段绳距5.13a路线的叙述。“我们在岩壁上一直呆了四十七天。如果中途下山，那么就得重新适应海拔，也不能充分利用每个像样的天气窗口(实际只是日出前短暂的两小时)。”斯基勒队面临的最棘手的困难，是身体在海拔二万英尺的高度完全丧失了自愈功能。“双手满是伤痕，血流不止，只有用绷带包扎好才能入睡。”尽管如此，他还是坚信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会有人做的更好，这点我毫不怀疑。我尝试了一段5.13c的裂缝——而且几乎就成功了。它非常美丽。无名塔上的裂缝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在它们面前优胜美地看上去只是些粗糙的海崖。”

    关于这次攀登的故事刊登在1996年版的《美国阿尔卑斯年鉴》上，人们由此认识到在高海拔地区建立多段自由攀登路线究竟会遇到哪些独特的困难，以及象斯基勒和阿尔伯特这样的攀登者又是用了何种方法才能自由攀登这些世界上最雄伟的高墙。“先器械攀侦察路线，清理一些裂缝使得自由攀登方式有可能在其上实施，”博比•莫德尔(Bobby Model)写道。“从冰川到顶峰下数段绳距之间，都固定了路绳。队员自由攀登一段绳距，其他人则继续侦察更高处的地形。攀登工作承包到户，保证每段绳距都至少有一人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不过这样的方法与被某些地方、诸如优胜美地所奉行的理想化风格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大多数自由攀登团队都不会坦然宣布“牛仔直上”是一条自由攀登路线——他们过于强调了高山的危险，诚然，海拔与天气这两个因素确实大大局限住先行者们的选择。

    大岩壁攀登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近些年几个重要的攀登。第一个来自于2000年的夏天，亚历山大•胡伯自由攀登完成他亲自在多洛米蒂“Cima Ovest”开辟的器械攀路线“Bellavista”、包括一个5.14b的难点。这次攀登的重要意义不单纯体现在数字，而是胡伯在探索技术等级上限的同时没有忘记身为攀登者应承担的义务，仅仅使用了留在保护站的膨胀钉，其中难点绳距在最初以器械辅助开辟时难度达到了A4。

    但这还远远不是最极端的大岩壁攀登行为。2001年，李奥•霍丁试图在酋长岩右侧开辟一条新路线。此处的石质与具备能设置良好保护的裂缝系统的“Salathé Wall”相距甚远，传统上属于极限器械攀的地盘。霍丁围绕着几个A4的牛线死磕，如“出身差”(Born under a Bad Sign)、“坏种”(Bad Seed)、“整形手术”(Plastic Surgery)等，虽然四次尝试只到达一半高度，但他还是制造了一些迄今为止这面高墙上最大胆的攀登。从地面起步，不架设路绳(作者注：他每次都要从头开始，以自由攀登方式重爬一遍上次已经完成的绳距)，不打钉，做到 “on-sight”多处难度5.12、5.13，甚至更高的路段。最后是一段5.13的长绳距终结了他的努力，在一个双零号微型岩塞上脱落。和5.14b比较，上述等级只能算是平平，但要记住它们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被归入极端级或限制级的攀登。能够为此作证的是霍丁的搭档杰森•皮克尔斯(Jason Pickles)，他更早时候同样在此攀登，当用“Copperhead”保护爬其中一段时坠落35英尺，受伤休战数月。

    霍丁本人也无法回避这种“高赌注”风格带来的残酷现实，当他以同样的策略攀登“Cerro Torre”上充满争议的1959年“艾格尔-马斯特里”路线时(5.13，向上攀了约一千英尺)，坠落35英尺撞在岩架上，脚踝粉碎性骨折，大修八个月。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向霍丁这么玩，但总有些“难以忽视”的少数派，他们在挑战难度的同时也不断探索着风险的边界。

    2001年同样还见证了另一位当代重要攀登者在山峰上的成功。毛罗•布布•波尔在希普顿尖塔东壁(亦称作安拉•布拉卡中央塔，19192英尺)开辟新路线“女人与防滑粉”，自由攀登方式，“on-sight”每段绳距。总计二十九段中拥有十四段5.12和四段5.13，布布的战术是沿线固定路绳，并且每天只解决一个难点段。

    有关难点绳距的照片显示，那里的裂缝“仅仅”是垂直，而且外沿是方形的棱角，并非圆滑；因此有人怀疑是不是布布对花岗岩路线的不熟悉导致定级过高(作者注：布布的技术主要是在多洛米蒂的石灰石岩壁上磨炼而成)？但他杰出的“on-sight”表现，加上不时要面对被冰雪冻结的裂缝，都为未来的登山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最近的几次重要攀登又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优胜美地山谷。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及随后的平山裕示分别以19.5小时和13小时完成“Salathé Wall”的单日内、无坠落攀登。虽然两人先前都已经完成过这条路线，但他们对全程不坠落理想的坚持无疑是在“Salathé”的自由攀登历史中向前迈出了令人钦佩的一步。

    所有在本文中提到的路线，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唯一线索，就是那些不仅仅把自由完攀当作目标、而是执着于追求最高质量攀登体验的人们付出的努力。这些攀登中的任意一个或多或少都能找出瑕疵，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心生敬意的攀登者不断尝试提升这项运动的水准。这不再是你能爬多难路线的问题，这是你如何去做的问题。登山时挑战自由攀登方式、进山时选择尽可能纯粹的方式，实践起来绝不容易——但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一百二十三年前，马默里在巨人峰上对公平方式的追寻，依然被今日在世界各地的大岩壁上追寻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时刻的顶尖高手们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By Fair Means:A History of Big-Wall Free Climbing》，Alpinist.Vol3，2003-Summer，Page20-43，by Ian Parnell

人生的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梦想。二十六岁那年，平山裕示的梦想是可以像亚历山大•胡伯一样在优胜美地的岩壁自由攀登。八年过去，他没有如愿“on-sight”完成“Salathé Wall”与“El Niño”，但却收获了更多次世界杯冠军、更多次5.13/14级别路线的“on-sight”纪录，还有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现实有时会比梦想更加精彩，平山裕示证明了这点。（题图照片：ALPINIST.VOL8封面，平山裕示在“Salathé Wall”路线的末尾绳距，拍摄于1997年的“on-sight”尝试）

平山物语
撰文/平山裕示
摄影/饭山健治

梦想

    一九九五年。离开九年后第一次重返美国，第一次在天然岩壁上自己设置保护，我以“on-sight”方式完成科罗拉多州南普拉特河岩场的“Crack Sphinx”(狮身人面裂缝)路线，写下攀岩历史上首个“on-sight”5.13b/c纪录。(译注：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以“on-sight”方式完成该路线的攀登者)

    三个月后，我在当时的居住地法国买到一本《Grimper》杂志。封面是亚历山大•胡伯(Alex Huber)攀爬“Salathé”陡壁的照片。这篇文章让我开始酝酿下一次更加极端的挑战：“on-sight”、自由攀登完成“Salathé Wall”路线(Ⅵ 5.13b，36段绳距)。

    胡伯在那次攀登中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Salathé Wall”路线的人[原编辑注：托德•斯基勒(Todd Skinner，已故)与保罗•皮亚纳(Paul Piana)组合在1986年率先采用团队自由攀登方式完成“Salathé Wall”，而胡伯是首位红点每段绳距的攀登者，平山认为后者的成就更具启发意义]。按照他的文章，通过5段难度5.12甚至更高的绳距攀至陡壁后，将会遭遇两段5.13裂缝，此处难点距离地面有900米高。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置身于路线之上，我意识到“on-sight”完攀将非常困难。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具备在单日内“on-sight”二十条以上绳距的耐力，几乎都是参加世界杯系列赛的攀岩选手中的精英。另一方面，玩传统攀的人群里能爬5.13b路线的也不多。我自认为在运动攀、裂缝攀与攀岩竞赛三个领域都还干得不坏，或许，我就是那个最适合“on-sight”完成“Salathé Wall”的人选。

    依稀记得想到这里时是多么兴奋。“on-sight”这条路线给予攀登者在单次攀登中充分展示其关于这项运动所学的机会。或许是因为正经历攀登生涯中的平台期，我格外需要竖立一个能够激发自己最旺盛斗志的目标。

    真正做到这点，还有众多亟待提高的地方——“on-sight”技术，红点高难路线、抱石、传统攀与多段路线的攀登能力。（下图：1995年的平山裕示，手中即是那本封面为亚历山大•胡伯自由攀登“Salathé Wall”的《Grimper》杂志，这张照片堪称是平山“on-sight”挑战该路线的灵感来源，进而将他引领向“El Niño”）

    准备阶段用去了两年时间。1997年9月19日，我开始攀登“Salathé Wall”。身体状态正佳，我也做到了百分百投入，但还是在第24段绳距脱落。好不容易才平复情绪，努力保持乐观的心态继续上攀。从这里算起，如果脱落，我会坚持攀登，红点掉这段绳距或者“on-sight”另一段支线。两天后我登至岩顶，总共脱落三次。

    没能百分百实现目标，却并不妨碍我沉浸于巨大的满足感中。没有任何事情令我付出过如此多的努力。完成它让我进入到一种从未触及的精神境界。

    攀登结束后，我们在“El Capitan”(酋长岩)山顶露营，躺在睡袋里，我喋喋不休地向同伴们分析在单日内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Salathé Wall”的可行性。朋友对这个想法表现出的无比热情令我惊讶，以至于别人都渐渐入睡后，我依然凝视着闪烁的星空无法合眼。

    余下一周多在美国的停留时间，我急切希望能立刻实践梦想。但是刚结束的“on-sight”尝试，以及此前两年的准备，都使我的身体与斗志消耗殆尽。兴奋退却之后，是日渐强烈的虚弱。一周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返回东京的飞机。两个月后才完全恢复。同自由攀登大岩壁路线相比，单段绳距路线只能算轻量级的自虐，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却没料到依然是如此不堪一战。

    1998年10月，我在斯洛文尼亚参加世界杯巡回赛，利用空闲时间和搭档小山田(Dai Koyamada)专注于死磕当地的岩场。有天在“Osp”攀登时，一位记者告诉我：胡伯兄弟刚刚开辟了“El Niño”，一条位于酋长岩东南壁的新路线[原编辑注：胡伯兄弟首攀“El Niño”一周后，著名攀登者李奥•霍丁(Leo Houlding)与帕特里克•哈蒙德(Patrick Hammond)就以“单次冲击”、团队自由攀登的方式重复该路线，“on-sight”其中的27段绳距，剩下的两段两人在稍后的第二次尝试中均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El Niño”开线的消息实在太过刺激，它让我的心里再次涌起攀登大岩壁的冲动。尤其是当我知道路线的难度后(5.13 A0，29段绳距)，我想，“on-sight”它必将突破自己的极限，难度恰恰赋予其更多意义。只需要想象攀登中的每个动作，就足以令我激动万分。

    赢得世界杯后我回到日本，设法拿到“El Niño”的路线图。攀登的景象开始清晰：总共29段绳距中，包括了6段5.13与7段5.12。攀登风格与之前的“Salathé Wall”完全不同。多数5.13绳距都是平板状困难的岩石，是那种我并不熟悉的花岗岩路线。身为新线，当时攀登过它的人还不多，因此在抓握点上缺少防滑粉的痕迹，这额外增加了寻找路线的难度。此外，“El Niño”紧随另一条难度达A3的器械攀路线“North American Wall”(北美高墙)延伸，所经区域并不都是质地可靠的岩石。沿途难寻合适的保护站，让路线更具风险。

    我很期待再次自由攀登酋长岩上的路线，也知道必须要强化自身能力。其实在巡回赛的比拼中，我就强烈意识到需要提高“on-sight”水平。应该说，我早已上路。

“Salathé Wall”的单日攀登

    时间进入到2002年，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拉越近，然而命运总是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波折，就在2001年美国系列赛行将结束之际我不慎弄断右手中指。这迫使我在随后的攀登中有所保留，那年的世界杯我只拿到了一次冠军及两个第五名，为了弥补身体力量的缺失，我不得不专心于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解读路线与攀登难点路段时的投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右图：拍摄于1997年9.19，“Salathé Wall”路线的第二段绳距，5.13）

    可伤病没有放过我的身体：双手手腕的新伤与手指旧伤复发使得我在近半年后才又能重新正儿八经地攀爬一些路线。尽管飞往美国前恢复期已经完成，我仍旧是满心疑虑。

    怀着单日内无脱落自由攀登完成“Salathé Wall”路线的梦想，2002年6月20日，五年后我终于重回优胜美地。我的搭档是来自日本的攀岩教练衫野保(Tamotsu Sugino)，由于他的工作表不允许长期逗留，因此我们决定将旅行划分成两个独立阶段：从7月中旬开始至8月初的白天最为漫长的三周；还有从9月初直到10月中旬的五周，这段时间的天气条件是最适宜的。

    虽已是第七次优胜美地之行；但它庄严肃穆的气氛却从没有令我厌倦，似乎自从十几岁时的初次拜访后就不曾有丝毫褪色。唯一的变化是更多的游客，以及抱石区的岩石上更加密集的防滑粉斑点，但也仅此而已。沐浴在加州阳光下的酋长岩依然默默矗立，巨大的白色岩壁占据着一整片湛蓝的天空。

    身处其中让我渐渐忘却对自己的怀疑。尽管有段日子没和绳子亲密接触，但攀登的感觉依然熟悉。到达后的第二天，我先是重复了“Rostrum”(讲坛，5.11c，8段绳距)与“Excellent Adventure”两条路线(历险记，5.13c)，然后又在下午攀爬了“Tales of Power”(力量的传奇，5.12b)与“Separate Reality”(超脱现实，5.11d)。第四天，我走向了酋长岩。

    首个目标是用一天时间、最好是10小时内完攀“Nose”(Ⅵ 5.9 C1 or 5.13+，31段绳距)。这是衫野多年的梦想；也是单日冲击“Salathé Wall”之前培养攻击情绪最理想的路线。虽然从未真正在24小时内登顶过酋长岩，我还是很乐观。

    晨曦中我们开始攀登裂缝，下午三点到顶，9小时34分钟搞掂“Nose”。第一次尝试快速风格的攀登，我感觉只要能设计出更合理的方法通过几处难点，就有希望将全程继续缩短几个小时。

    两天后再次来到酋长岩，我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因为两人都向往自由攀登风格，对拉着上升器跟在后面没太多兴趣，所以我们将“同步攀登”的绳距长度足足延长了一倍[译注：“同步攀登”或“同时攀登”(simul-climbing/simultaneous-climbing)，指先锋者(leader)和确保者(second)同时进行攀爬的动作,也就是两人间绳子的长度是固定的(也可能会随地形而调整)，确保者在确保的同時也不断往上攀。此种方式的优点是能节省许多時間，因为先锋者在上面设保护点时，确保者也不断拆下面的保护点；虽然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但相对更危险，尤其对确保者的要求更高]。此外，我们还通过精简器材与饮用水量来削减各自的负重。同样是在拂晓时攀上裂缝，但这次在中午前就已登顶，用时6:29，比上次的记录缩短了三个小时。

    成绩无疑令人满意，但在枯燥的数字背后更令我兴奋的是疾速攀登所创造出的无限可能性。在自由攀登大岩壁路线的过程中，倘若能飞速完成相对简单的路段，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次的机会反复死磕难点。

（图片：拍摄于2002年9.25，自由攀登“Nose”路线中。平山完成此线后认为更准确的定级应该在5.14a，但是唯一曾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整条路线的林•希尔给出的是5.13d，至今无人能重复希尔当年的成就。）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11次尝试快速攀登酋长岩，凭生第一次体会到速度将给未来攀岩运动的发展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经由“快速攀登之王”汉斯•弗洛林(Hans Florine)的指点，我终于能够将自身的能力发挥至120%的水平。我俩搭档用2小时48分55秒完攀“Nose”，比之前的最快纪录足足缩短了三十多分钟。(译注：现在“Nose”路线的速度纪录是胡伯兄弟不久前创造的2小时45分45秒)

    在“Nose”的练习中，身体也逐渐适应了优胜美地的攀登环境，状态要比预期的更加完美。我决定在7月2日那天初次试攀“Salathé Wall”。

    这条路线从1997年起经常陷入塞车的局面，众多攀登者们留下的镁粉印默默述说中背后失意的故事。当我在每段绳距上辛勤工作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五年前那次“on-sight”尝试的场景。我是如何做到的？不止一次，我为自己当年表现出的身体及精神力量感到诧异。

    核实每个具体的动作耗费了太多时间。等到终于攀至“陡壁”——全程最关键的地形时，我已经累到无法自如地控制身体。我只好器械攀通过了大部分。离开地面17小时后，我们才登达顶峰，此时的时间已是夜晚10:30，想要侦察路线，事实上却连最重要的“陡壁”还没到达就已经筋疲力尽。

    六天后的7月8日，已是返程前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投入到单日内的自由攀登挑战中。虽然自认为身体状态已经在短短三周内调整到非常出色，疲劳却依然逼迫我不断推迟尝试的时机，直到最后一刻。

    我一路稳步攀登至“陡壁”底部，往上的第一段就爬得非常不痛快，用了四次尝试才红点通过。每次重来都伴随着力量的消减，手指的皮肤也被磨破，在第二段绳距上折腾了10分钟后，我想成功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坐上飞机的那刻，我依旧无法从失败中释怀，痛苦地意识到这一切均源于自身耐力上的缺陷。我一时还想不出很好的解决办法，常规的训练看来远远不够。

    初回日本度过了相当长的康复时间，我慢慢重启在“Ogawayama”的训练与攀登，重点在于长距离路线和室内岩壁上的超长时间练习。我思索着究竟怎样才能通过训练提升耐力水平。在参考其他以耐力为基础的运动项目的经验后，我试着把计划由原先的两天训练、一天休息延长至四天训练、一天休息，每个周期的首日用于大运动量的攀登，随后三天则是以恢复为目的的训练。开始我对这么做的效果并不确定，但是随着每个周期结束之后耐力的缓慢增长，心中的疑问也就渐渐消失了。（下图：平山为单日内完成“Salathé Wall”路线在“Ogawayama”岩场所做的训练）

Ledge To Ledge

    9月1日再次进入优胜美地山谷，野心也随之膨胀。除了单日内无脱落、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Salathé Wall”之外，我还希望能通过延长绳距将板状岩壁上的平台或者理想的落脚点连接起来，从而取消原来路线上危险的悬挂保护站(译注：Hanging Belays，通过安全带把自己挂在保护点上，面向岩壁做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在没有合适的立足点时使用，通常用于困难的多段攀登)。

    人们最初是把“Salathé Wall”当作一条器械攀登路线来划分绳距，当你从自由攀登的角度看待它的时候，绳距的分割自然也因有相应的调整。由于不愿多打膨胀钉，我选择绕过原先的悬挂保护站，连接相邻的两处平台使其成为绳距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些延长后的新绳距中有两段会非常痛苦。其中之一是将介于“Sous Le Toit”(屋檐)与“陡壁”底部间的三段叠加；在金色花岗岩绝壁上创造出一条从开放内角直上“陡壁”底部的优美路线。通过“屋檐”时，可以借助长扁带环的设置来减少绳子的阻力。5.11d、5.12d及5.12a/b的连接，呈现出全新的5.13a攀登体验。

    另一处技术性改变是从“陡壁”底部直到“Long Ledge”(长平台)，它将艰苦的5.13c裂缝与难度为5.13a/b的10米长岩壁相连，形成一段65米长的5.13d绳距。两者间原本设有一个保护站，但属于悬挂保护类型，只能勉强侧踩在岩壁边缘。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攀登10米，到达长平台后休息。

    我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从地面起步，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只凭借双手与双脚的努力，从一个平台攀向下一个平台，最后登上岩顶。对于大岩壁路线的自由攀登而言，追求这样理想化的境界使得攀登本身更加与众不同。

    9月9日，我重又开始挑战自己的梦想。决定那天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来自早于我们出发的一对器械攀绳组。到达“屋檐”之前一路顺风，当时头顶玩器械攀的哥们正在陡壁上悠闲得爬着。我们等待了一个小时，然后单次冲击拿下那条优美的新支线后至“陡壁”底部。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六点，可是器械攀绳组依旧不紧不慢，我们只得又等待一小时才得以继续。黑夜即将来临，但我不想距顶端近在咫尺时放弃。

    接近“陡壁”第一段绳距末尾时，四周已是漆黑一片。我被逼退而求其次，用器械辅助攀上长平台。登顶已过九点，我们都有些灰心。但身心所感受到的疲惫实际要远逊于七月的攀登，下撤时我就在想，真是没白练啊！

    9月19日，距离1997年在“Salathé Wall”的单次冲击刚好过去五周年，衫野保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白昼正在缩短，于是我们决定清晨六点早早出发，开着头灯攀上起步的5.10c。下午1点，我们已经完成700米高差，抵达名为“Block”的区域。此时气温很高，继续攀登实属自讨苦吃，我们干脆躲到阴凉处休整。

    将至3点，温度略有降低，席席凉风不断吹来。半小时后，我们开始攀登难度11c的绳距，赶到“屋檐”的时候，风已经足够使人感到凉爽。我攀过那个漂亮的开放内角来到“屋檐”底部，甩甩发胀的手臂，然后迅速做出几个连贯的抓大支点的移动，有点玩运动攀的错觉。

    再往上就是“陡壁”主体，我站在绝壁底部，比划着动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路线上的第一处难点。

    从保护站出发五米后迎来了开口宽大的裂缝系统。所有动作都是借助岩石表面微微凸起的棱角完成，逼仄的落脚点，身法精致的攀登，非常类似于一个V8级别的抱石问题。先前等待气温下降被证明是明智的选择：这使得岩面能提供出更好的摩擦力。随后的45米是连续要用到涨塞技术的路段，具体表现为手指圈型锁定(ring locks)与细手塞裂缝(译注：Thin-Hand，大小约等于一个2号Friends)——绝大多数裂缝玩家最恶心的类型。我有幸接受过系统的裂缝攀登训练，对付起来倒也得心应手。

    裂缝的尾巴是第二处难点：一条非常细小，并且倾斜的涨指裂缝，同时搭配紧贴岩壁边缘的踩点，这是全程对力量要求最高的部分。再向上需要使用“脚跟-脚趾”扭转的姿态攀登，由于长时间无法休息，它让我的足部近乎麻木。

    终于进入到绳距的最后10米，我顺势用“deadpoint”动作(译注：攀岩技术的一种；动态移动时，跳至最高点的刹那抓住下个手点，有译作弹性发力)将双手分别塞入双裂缝系统中的一条，然后完成一段仰角路线。连续55米的高强度攀爬行将结束，上述移动消耗了非常多的体能，我乘势将半边身子斜靠在裂缝内壁休息，希望回复仅剩的那么点儿力气拼掉最后五米轻度仰角的薄岩面。

    我谨慎地踩上微小的支点，翻上长平台，虽然还有三段绳距有待通过，但我知道完攀已是囊中之物。

    傍晚7点登顶。我与搭档两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在13小时内、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Salathé Wall”，全程未经历哪怕一次脱落。

    我无疑很是高兴，受伤时曾有的怀疑与焦虑现在看来是多么没有意义，但五年前梦想诞生的那个夜晚内心曾涌起的强烈冲动却没并有重现，或许，我需要更艰巨的挑战。

Flat Mountain/平山

    返回日本前我一直在不停攀登，10月8日“on-sight”完成 “Washington Column”(华盛顿石柱)上“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Ⅴ 5.13a，15段绳距)路线的首次重复。10月13日又“on-sight”解决“自由骑士”(Free Rider，Ⅵ 5.12d，37段绳距)路线——“Salathé Wall”的一条支线，用时10:55。在后者盛名笼罩之下，这条路线长久以来都默默无闻，但我个人却对其情有独钟。作为大岩壁自由攀登的入门路线，我会给它打五颗星。（右图：平山裕示攀登“平山”路线）

    回顾今年的攀登旅行，自认为表现已近完美。经由新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耐力增长，是我能够充分施展技术的基础。至于2003年的目标，当时只是觉得充满太多未知。“El Niño”的难度远超过2002年的攀登，传闻它起步阶段的平板岩面非常棘手。我想自己还需要在攀登的各个领域有更多提升：完成抱石动作的能力，如何高效地攀登，适应多段攀登的耐力，爬花岗岩岩面以及仰角运动攀路线的技术。

    我将训练周期由五天延长至七天，期望进一步提高耐力水平。我计划在冬天只进行基础能力的训练，开春后转向抱石与高难路线，然后在向秋季的过渡过程中逐步加大大岩壁路线及多段路线“on-sight”攀登的比重。或许到10月份，在“on-sight”优胜美地另外几条大岩壁路线热身后，我会挑战“El Niño”。

    时间就在勤奋的攀爬中一点点流逝。2002年底之前，身体状况已经完全复原，进入到2003年后，我继续执行训练计划，主攻一条早在1989年就亲手打好膨胀钉的路线。

    曾几何时，这条路线的难度超越了我的能力。但现在，尤其是在开线后的十五年里我经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攀登，对于它的感觉亦有天翻地覆的转变。阅历可以开拓眼界，激发更高远的想象空间，然后你才能打破枷锁发掘出那些曾被无视的机会。我喜爱这样的机会。

    路线的第一部分由八米5.12c难度的技术路段组成。短暂休息后是一个V11抱石，中段几乎全是静态动作。侧拉抓住上方手点后，是一个动态的移动，紧跟着是长五米、要求精确脚法的岩面(V8难度)路线。它的总体走势近乎垂直，所以说还称不上是超级暴力。不过休息点后的几个动作非常过瘾，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总头到尾都暗含玄机，难点分布均匀，因此需要攀登者从始至终的高度投入。

    十四天的辛苦工作后，我终于成功派发这条路线，我把它命名为“Flat Mountain”(译注：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平山吧)，定级在5.14d/5.15a。红点到顶的瞬间，我突然有种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的想法，对它的求索算是圆满了。

    为“El Niño”所做的准备进入冲刺阶段。

Lurking Fear/隐藏的恐惧

    5月6日动身，计划头一周先“on-sight”几条多段路线，随后两周主打“Lurking Fear”(Ⅵ 5.13c，22段绳距，隐藏的恐惧)。可俗话说的好，人算不如天算，阴沉的天空、雪白的优胜美地山谷、外加可恶的时差，上来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到达后的第一周，风暴持续不断。无法攀登，这令我们焦躁不安。即使地面渐干后，山坡上依然为积雪覆盖，选定的几条路线压根就没法接近。连着几天的新雪量都有三十厘米，太不可思议。

    第十天，我们总算可以攀登“隐藏的恐惧”。路线包括4段5.13和7段5.12，所有5.13绳距要么是岩面，要么就是垂直。埋头苦干八天后，我们完成了全长八百米的路线，但却对其中一段两米长区域的自由攀登束手无策。

    挫折让我对“on-sight”大岩壁路线的困难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对于糟糕的天气，我们显然缺乏准备。类似的情况将来肯定还会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在长距离路线上，泥土以及局部的潮湿通常无法避免。我需要做到全天候攀登，并且培养应对岩石表面各种复杂自然状况的力量和技术。

    “聪明地攀登”，这是我遇到的全新挑战。与其他类型路线，比如说石灰石岩壁上的仰角运动攀路线相比，花岗岩的岩面与垂直路线表面缺乏凹凸变化。寻找路线非常麻烦，我用了三天时间才确定下通过第二段绳距(5.13c)的移动顺序。岩石太过光滑，很难分辨出哪里才是抓点。我思索着每个动作：如何抓住，如何站稳，通过怎样的连接到下个点，如何安排时间等等。感觉就像是在死磕一条5.14c甚至5.14d。

    因为角度不够陡峭，所以和那些需要持续攀登能力的仰角路线不同，你可以在优胜美地的花岗岩山峰上长时间逗留。这里的难点考察的是攀登者的爆发力、技术，和在几米长的移动内迅速决断的能力。这绝不是说耐力就不重要了。事实上，有些绳距的长度可以达到60-70米，完成时必须全程紧靠岩石而立，通常都累得够呛。

    毅力，是获得成功的另一项必备素质。你必须得在支撑脚打滑前维持平衡并完成动作，而且还要不止一次做到。这种类型的攀登本质上与考验前臂力量的“身体耐力”型攀登不同，它更接近于对精神的折磨—一种需要耐心与坚持的攀登。

    源于这些因素，我觉得“隐藏的恐惧”的第二段绳距完全赶得上一条5.14c运动攀路线。同样是5.13c，在优胜美地“on-sight”的实际难度要大大高于同等级别的运动攀路线。我猜“El Niño”差不多也是相似的状况。在我和大岩壁路线的“on-sight”之间竖立着重重障碍——我无法预知“El Niño”会使出什么样的阴招。通过春季的半程赛季唯一能确信的是，“on-sight”完攀必定非常困难。（下图：拍摄于2003年5月，“隐藏的恐惧”路线第2段绳距中一个dyno动作）

Golden Gate/金色大门

    时光转眼到了秋天，离开前的日子紧张而忙碌。我预约了体检，会向医生仔细请教如何在这段时间保持身体状态；试穿新鞋、挑选装备，与摄影师及拍摄团队会面，还要为电视台的专题节目录制数次访谈。越来越多的电话与邮件充斥于日常生活，但在所有事情之上，最重要的依旧是不断的、加倍刻苦的训练。那段日子即使现在想起也觉得非常可怕。好几周的失眠，出发前最后一晚更是彻夜未合眼。但是9月5日登上飞机后，我很快就熟睡过去，醒来已身在旧金山。

    日本的漫长雨季使得我没法过多得在室外练习，因此重新熟悉花岗岩壁的质感就成了进入山谷后的首要任务。9月15日，天气刚刚开始好转，我和衫野保决定以“Team-Onsight”的方式尝试攀登半穹顶的(Half Dome)“常规路线”(Regular Route，Ⅴ 5.12b，24段绳距)。

    徒步两小时后抵达山脚，上午8:30正式开始，由衫野领攀、采用“同步攀登”策略通过前三段难度最高为5.11a的绳距。我们选择的方式要求跟攀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压力在所难免，这使得我有些紧张。

   由于使用了错误的路线图，进入第7段后我们被误导向远离路线的方位，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体能外加三个小时。然后在第19段绳距，也就是“‘Z’字绳距”，我们又不慎脱落。尽管后来很快红点完成，但体能还是再次被无谓消耗。最后，我们干脆甩开路线图，完全凭直觉“on-sight”剩下的四段绳距。

    下午6:30登顶，攀登用时约十小时。至结束段岩面的时候天色就已全黑。作为动物的本能此时反而变得更为灵敏，我们竟然没有摔下悬崖，并在三小时候回到停车场。

    四天过后，我们开始攀登“Psychedelic Wall”(迷墙，5.12c，11段绳距)路线。“2段5.12+6段5.11”，这使其非常适合作为多段路线“on-sight”攀登的适应路线；它之前一年才刚建立，所以有好几段5.11表面呈现出松动的岩石质地。我尽量控制自己的动作，避免弄坏路线上的支点。难度12c的绳距是一段通过斜面点的横切，以一个拉风的抱石动作收尾。过程非常刺激：我可不想在溜达出这么远后搞砸自己的“on-sight”。只消一次脱落就可以毁灭之前所有的努力，或许这也是“on-sight”多段路线时的独特体验吧。

    相连的12b绳距没有任何镁粉印，确认路线再次成为问题，来回摸索多次后才“on-sight”完成。

    接下来的9月24日，我们实现了“Uncertainty Principle”(测不准原理，5.13a，13段绳距)路线的第二次“on-sight”登顶。虽然比“迷墙”更艰苦，但我却愈发沉着；毕竟前者已经令我充分热身。我相信自己能在随后“Golden Gate”(金色大门，Ⅵ 5.13b，41段绳距)路线上表现得更有效率。(左图：“Salathé Wall”，“自由骑士”,“金色大门”的路线图)

    但是那段13a的通过过程却令人不安：它一度让我绝望，在尝试无数种动作、熟记众多手点与脚点位置后才“on-sight”完成。我以为在“El Niño”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尽可能快地确定下合理的移动顺序。

    隔日，我们又攀登了“自由骑士”路线。它有5段5.12、8段5.11、以及数个加长的中级难度绳距。这种类型的路线非常具有欺骗性，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吞噬你的能量。所以你得做到不断补充食物，否则不仅攀登中体力恢复缓慢，就连下撤后也会一时缓不过来，有时疲乏的感觉甚至能持续两至三个星期。

    山谷着中的酷热似乎在暗示人们秋天将永不再来。早晨6:30开始攀登，午后1:30到达“Alcove”(凹室)。气温已升至日间最高，我们只好暂且躲到阴凉里休息一小时，等太阳稍稍落下后继续。一时间，“凹室”里鼾声大作。我们开始曾打算在这里留4.5升水，为自由攀登“金色大门”做好准备，但其时我只剩下不到3升的饮用水。最后，我携带了一升多一点从第17段绳距出发冲顶。“凹室”的休整确实有作用，但可能是还没从昨天的攀登中彻底恢复，再加上炎炎烈日的炙烤，搞得我昏昏欲睡。还有四段没爬，水就喝完了。我们只有硬撑着向上，终于在晚上7:40、出发13小时后登顶，然后又跌跌撞撞地晃下山，9:30才回到停车场。

    两天时间里，我们完成了50段绳距的攀登和五个小时的徒步——此趟行程中体力消耗最大的一次训练周期。这次经历或许初看上去有些过头，但后来却被证明对于我大有益处。

    10月4日早晨6:30，敲响“金色大门”。攀登过烂熟于心的“Free Blast”，大约9点到达“Hollow Flake Ledge”(空心岩台)。过去二十天的高强度攀登把脚后跟磨得很痛，为此，我今天特意穿了袜子。进展顺利，午后1点已经攀入“凹室”。我们躲进那儿的阴凉处歇了三小时，准备攀爬第25段绳距。

    等到微风终于吹起，挥洒在岩石上的阳光也渐渐转为橙色，我们沿11a裂缝攀至保护站。从那里观察了一番接下去的12c。这段绳距仅长12-13米，由于绝壁上一处鼓包阻挡，从先前所站的位置完全无法看到。

    迅速移动五米后，进入难点区域。抓点开始无迹可寻，我在鼓包四周茫然摸索，不断变换站姿。我告诫自己一定要耐心，来回试探动作，缓慢向上挪动。感觉就如同是在室内岩壁上仔细琢磨抱石路线，只不过身下是600米高差的悬空。我先把重心从左移到右，右膝顶住一个朝外侧发力的支撑点，将重心置于支撑点上，然后右脚紧贴岩壁用鞋底摩擦岩面维持平衡，移动左手到左脚踩点，撑起。你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吗？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才成功通过。在没有镁粉印记指路的岩面上，我无法奢求自己达到更